导致政治愚蠢行径的最主要因素是权力欲( 二 )


权力放纵是愚蠢行径更大的诱因 。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对哲学家与国王之间的关系前进行了美妙的设想 , 然后开始怀疑并得出结论 , 认为法律才是维护公平正义的唯一屏障 。 在他看来 , 无论给谁过多的权力 , 就像一艘船的船帆太大 , 都是极其危险的;中庸已经不复存在 。 权力放纵一方面导致混乱 , 另一方面导致不公 。 没有人能够在灵魂深处能够抵御专制权力的诱惑 , 而且“在这种情况下 , 任何人都会做出愚蠢荒唐的行为 , 这是最为严重的疾病” 。 他的王国将被削弱 , “他将失去所有的权力” 。 这确实就是文艺复兴时期教皇的命运 , 他们在当政时期有一半时间 , 如果不是全部的话 , 与命运抗争;路易十四也是如此 , 不过直到他死后才这样;如果我们认为美国总统权力过大的话 , 那么还有习惯说“我的空军”的林登·约翰逊 , 他认为总统职位使他有权撒谎和欺骗;当然 , 最臭名昭著的 , 当属理查德·尼克松了 。
统治者及决策者为了维护他们思想体系的完整性 , 往往安于现状、不思进取 , 这种状态容易滋生愚蠢行径 。 蒙特祖玛就因此迎来最为悲惨的命运 。 以亨利·基辛格的权威为例 , 政府的领导者总是囿于与生俱来的信念:“只要他们当政一天 , 就会以此作为决策施政的智力资本” 。 从经验中学习是一种能力 , 但几乎没人付诸实践 。 美国曾经支持在中国不受民众拥护的国民党 , 最后惨遭失败 , 但在越南问题上为什么没有以此为鉴呢?而在越南的惨痛教训为什么丝毫没有用到伊朗问题上呢?为什么没有人从以上经验中得出任何推断 , 从而防止美国现政府在萨尔瓦多做出愚蠢的举动呢?“如果人类能以史为鉴 , 我们能从历史中汲取多么深刻的教训啊!”塞缪尔·柯勒律治曾感慨万千 , “但是欲望和党派蒙蔽了我们的眼睛 , 我们从经验中汲取的教训就像是船上的尾灯发出的微光 , 只照亮身后泛起的波浪 。 ”美好的形象却误导前行的方向 , 照射在我们刚刚经过的波浪上的灯光应该让我们能够推断出前方将遇到什么样的波浪 。
在第一阶段 , 僵化思想确定了处理政治问题的原则和界限 。 在第二阶段 , 当出现不同意见 , 机构无法运行时 , 没有人对最初的原则进行调整 。 这时 , 如果决策者足够睿智 , 就有可能重新审查并思考进而改变路线方针 , 但这种情况寥寥无几 。 由于思想僵化 , 缺乏变通 , 为了自我保护 , 不得不增加投入;基于错误的举动制定的政策导致了更加严重的后果 , 但决策者却一味坚持 , 从不放弃 。 赞助方投入越多 , 陷入越深 , 越是难以抽身而退 。 在第三阶段 , 虽一败涂地却不知悔改 , 损害日益严重 , 直至造成特洛伊沦陷 , 新教脱离教皇 , 大英帝国失去美洲 , 美国在越南颜面尽失 。
导致政治愚蠢行径的最主要因素是权力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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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洛伊》剧照
问题的症结在于顽固地坚持错误 。 政府官员在错误的道路上勇往直前 , 就像听命于具有神奇力量的梅林的指引 。 早期的文学作品中也有关于梅林[英格兰传说中亚瑟王的挚友、顾问、先知及魔法师 , 传说中就是他指引亚瑟王得到了王者之剑 , 并统治了英格兰 。 ]的描述 , 主要是为了对人类偏离正轨的行为做出解释 , 但除非我们把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作为新的魔法 , 不然就会发现人们确实存在选择的自由 。 统治者总是要为糟糕或错误的决定寻找正当的理由 , 正如一位追随约翰·F.肯尼迪的历史学家在描写这位总统时说 , “他实在别无选择” , 但无论两害相权是多么接近 , 只要决策者在道德方面有足够的勇气 , 他总是可以自由地选择改变或中止适得其反的路线 。 他毕竟不是由荷马作品中诸神心血来潮创造出来受命运所支配的生物 。 然而 , 认识到错误 , 减少损失 , 并改变路线方针 , 这是政府最为不情愿的做法 。
对于一个国家的首脑而言 , 承认错误几乎是不可能的 。 美国在越战期间的悲剧就在于 , 让一位缺乏自信的总统指挥大撤退 。 我们再回到伯克所讲的话 , “政治上的宽宏大量往往是真正的智慧 , 而一个伟大的帝国却与众多胸无大志的人一起病入膏肓 。 ”如果认识到坚持错误的做法已经变成自我破坏行为 , 这就是一种检验 。 马基雅维利说 , 君主应该始终不厌其烦地了解形势 , 耐心倾听所询事情的真相 , 如果发现有人顾虑重重而有所隐瞒 , 他应该雷霆震怒 。 政府需要的就是想要了解每件事真相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