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都位于关中、中原、江南及北京的朝代各自有什么特点？( 二 ) 我大致凭记忆说说

关中的中枢历史惯性，其实有两波，一波是西周-秦-西汉-莽新相连，一波是西魏-北周-隋-唐相连。中间大抵是以洛阳为代表的关东本位时代。其实，关中为都，真的是更适合碎片化逐鹿的历史时期。宋以后，玩家分裂的趋势由内部的地方群雄逐鹿，转为外部的民族政权对立，且碎片化程度越来越小时，关中近一千年里不复为都。这并非纯粹因为环境气候、人口重心、经济交通格局的改变而衰落，还有一个限制条件就是，分裂的程度和频次都越来越小。其实仔细梳理一下，五代那一波碎片化乱世，是处于唐朝刚刚被倾覆，关中被朱温拆到连渣都不剩了，这一次是还没缓过来。而后的宋金元明四朝交替之际，北方并没有出现大分裂。而明末分裂时，关中出现了李自成的大顺政权。晚清乱局时，关中出现了陕甘回乱的反叛。到民国军阀时代，鸠占鹊巢的东北军张学良，正是与西北军的杨虎城合谋，配合关中旁边陕北的共军，在关中搅了一趟政治浑水，以西安事变改变了当时的政治、外交、军事格局。关中当时有割据倾向，但有其他因素干扰未能成形。可以说，只要是碎片化的乱世，关中一般不会太消停。
二、中原政权（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武周、五代、北宋）
1、选迁之都
与关中多为创业型政权不同，洛阳多为选迁式定都。西周镐京被犬戎攻陷残破后，平王东迁至洛阳而有东周。西汉之初，议都之时，都城就差点被选在洛阳。关中在莽新乱世为多方势力反争夺复烧掠后，以河北和南阳为根基的刘秀，选定了并非起家之地的洛阳作为首都。曹魏定都洛阳，也并非曹操三大根据地兖州、颍川、邺城，而是曹丕称帝时择选之都。西晋是继承了曹魏的都城。北魏更是从平城迁都至此。隋末，隋炀帝四处巡狩，专门营建了洛阳新城，逗留洛阳的实际时间就长于长安。武周则提升东都为神都，作为实际首都以压关陇。连短暂的后唐，其实也是河东集团为奉唐祚而在洛阳建都。洛阳作为都城的一个典型特点就是，常为王朝建立稳定之后，被君王青睐的选迁之地。
但五代、北宋的开封与洛阳不同，是创业型首都。
2、四控之都
洛阳与关中一样，是地形优势极其明显的形胜之地。但是洛阳盆地的平原腹地，却远远小于关中平原。洛阳真正最吸引帝王的，是它紧邻第三地理阶梯的华夏大平原。这里是全国人口重心所在。关中政权在乱世创业时期，对华夏大平原的各方势力角逐，有足够的形胜优势和防御纵深，战略安全环境优异，往往能够对关东各方坐山观虎斗，逐个击破。但在治理关东时，这一战略纵深反而成了操控线过长。相对整片大平原，自身平原体量较小的关中地区，难免有干弱枝强的战略不安感。此时，处在第二、三地理阶梯线关口内的洛阳，自身有群山合围的形胜，又是紧邻大平原的河渭谷道最前沿，由此常常进入关中统治者的视线。
西周营建东都成周城，西汉在长安与洛阳间择都，莽新复立东都洛阳，北周、隋、唐皆以洛阳为东都，唐朝为武周篡逆前后，皇帝逗留东都并大力扶持关东寒门，这些都说明了，洛阳对关中政权之重要。洛阳对关东地区呢？更是唯一紧邻大平原，同时又具有大平原不具备的形胜之首脑地位。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皆定都洛阳，其实都是代表关东本位的时代。洛阳不同于关中的优势在哪里？在于它是四控之地。
对于关中政权来说，洛阳是控制河内、河东、关中、南阳四个中枢安全要道的关口。而对于关东各方来说，洛阳又是连接河北、颍豫、南襄等几大平原板块的中心。这就是洛阳天下之中的优势，也恰是关中政权的弱点，洛阳对其互补所在。
于是，历史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唯一没有对洛阳存在过建都想象的秦朝，是关中政权里国祚最短的。唯一把关中作为京畿直辖的东汉，是洛阳政权里稳定时间最长的。东汉的平衡其实很有意思，可以说刘秀是唯一把洛阳四控之地的优势发挥到极致的。东汉开国，依靠的是功勋的河北豪强资助，同乡的南阳豪强推助，旧部的颍川豪强襄助。刘秀是凭借整合这三股关东豪强的力量，最终逆袭成功，建立了关东本位的，如同联合政府一般的东汉。可是，深谙权衡的刘秀，又借宗室身份，大唱尊奉宗族，关中正统，在区划设置上把三辅、河东、河内、河洛同时纳入司隶校尉部，奉长安为西京，频繁西巡。可以说，东汉虽都洛阳，却把洛阳以西当做京畿腹地去经营，而与以东的中原划分了界限。而且在光武、明、章三朝，皇帝还刻意推波几十年的迁都长安之争议，这才有了杜笃《论都赋》和班固《两都赋》这类两都地位博弈互驳的名文。
和平时期四控之地的优势，在战乱时期就是四战之地的劣势。可以看出，真正要发挥洛阳四控之地的效能，使洛阳中枢强势，作为地理阶梯线上的关口重镇，洛阳政权需要在西边和东边，选择一边为腹地，才可有足够的战略安全抗衡另一边。东汉的选择是营西面东，而魏晋、北魏则是营东制西。总结性得看，关中与洛阳才是同一战略板块。虽然洛阳临近大平原，但洛阳身处第二地理阶梯之内，在古代相较平原的优势恰是这个地理形胜。东部平原太大了，交通能力也强于洛阳，洛阳以中原的颍、豫、兖、邺一带为腹地，其实也是暴露给河北、山东、江淮各方势力。天下大乱之时，往往东边碎片化的程度更重，肉虽大但是摆在明面的，分食者多，整合难度更高。即使和平时期，大平原上的地方实力也更偏自肥，离心力更强。洛阳政权巩固西边，反而是相对容易的选择。西边的关中是一个狭长纵深型平原，只要压制关中本土势力，削弱其独立性，是最适合作为腹地之选的。也就是说，营西面东，采用和关中政权同一基本盘是最为奏效的。但也只有出身宗室，在长安生活多年的刘秀，以及李唐媳妇武则天，才有实施这一关中-洛阳战略的情理可能性。魏晋、北魏，毕竟是中原势力和河朔势力的代表。可也正是由于关中是洛阳四翼中，最具战略关联性的一翼，关中退出中枢舞台之后，洛阳也便风光不在。
魏晋时期，关中也是中枢控辖的重点地带。曹操不甘于关中的名义归附，刻意逼反马超等关中诸将，又接连上演了一出声东击西，瞒天过海，抢占蒲津渡的完美连环计，实在是关中对中原势力的战略安全，至关重要。关陇势力投效蜀汉的也不少，比如姜维、马超、法正，这让关中始终是蜀汉的首要谋求对象，也始终是魏晋的重点看管对象。可见，即使不以关中为腹地，关中对洛阳中枢的战略影响也是非常直接的。
中原地区最后一个极为重要的全国性首都，开封，虽然都在今天河南省境内，但其本质与洛阳截然不同。开封作为都城的起始，是朱温灭唐。中晚唐时，河朔藩镇坐大，关中对河北的实际控制力趋弱。关中实际上是依靠运河连接，仰仗江南财富，以维系安史之乱之后的政治再平衡，直到黄巢起义，东南经济受创。黄巢军判将朱温，成为了汴州一带的军阀，掐住了运河咽喉命脉，控制了唐中央，最终灭亡唐朝，建立后梁。开封都城最终为北宋所继承。
开封位于大平原上，一马平川。虽有黄河天险，但在黄河改道前，当时的黄河河道也比今天离开封要远一些，并无长安、洛阳的形胜可言。开封唯一的地形优势，是掐住了运河枢纽。但五代丢失的幽云地区，北宋始终没能从辽国手中夺回。这让游牧民族的势力，直接在大平原北角上有了自己的据点，便是辽南京，今天的北京。辽国的骑兵南下开封，仅需三五日。加上西北地区党项人建立西夏，可以说，开封的都城安全形势，始终让统治者忧虑警醒。与踞西面东的洛阳东汉，距东面西的的洛阳魏晋不同，开封并没有在第二、三地理阶梯线上，并没有采取东西盘向的国家经略。而是在北部，海河流域，退耕还林，平地开沟，凿渠洋淀，建立了一道横向二百公里的沟壑森林带——塘泊防线，直接阻遏盘踞幽州的辽国骑兵。在中部，黄河流域，进行深度农业开发，极大地增加了全国的耕地面积。在南部，长江流域，推行重商国策，加强商贸、物流发展，开发海路运输，增强税源。这是典型的，以南方为腹地，直面北方强敌的国家方略。北宋开始，都城虽然还在中原，但历史的一只脚就已经跨入南北时代了。开封代表的，是大平原整体，而不再是某个次级区位。只不过后来北京、南京式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分离条件，还没真正成熟。但第三地理阶梯的衰落，由此定局。
3、传承之都
与关中常常进行大幅度的制度、文化革新不同，洛阳王朝的制度和文化，往往是延续性的。比如东周延续了周的封建制度、礼乐文化，尽管不久就在地缘政治上完全失控。比如东汉是把西汉所形成的制度和文化传袭了下来，甚至是西汉新拓的版图。虽然从社会阶级层面来说，东汉已经是地方坐大，集权难度愈发高涨的时期。魏晋是传承东汉所演化的社会形态，最终在制度上调整以适应，但真的难说魏晋制度对整个国家社会来讲，有巨大时代优越性可言。漫长的乱局就是由此而生。可时人已然习惯将洛阳看做汉地权力中心与象征。到北魏迁都洛阳之时，就是为了表明汉化之决心。可以说，那时的洛阳，代表着汉文化的中心，是汉地最重要的都城标识。这是处在两波关中中枢历史惯性中间，东汉-魏-晋的这一波洛阳中枢历史惯性的表现。隋唐时的洛阳，也只有唯一的女皇具有强烈的创时代特征，那还是为女皇所选，而非女皇因之而生。革故鼎新的历史使命，总有那初期常被鄙夷的西部王朝完成。而洛阳，就像明堂一般作为精神象征，在天下定鼎之后，传承华夏的旗帜，较更为开拓外向关中王朝而言，更显传统内向。从秦到唐，每个关中王朝迁都洛阳的离心力是越来越强，到唐朝终于一度颠覆长安，洛阳成为神都。
五代的梁唐晋汉周，皆是军阀立国。到周世宗和宋太祖时期，中晚唐以来的军阀乱象问题，才被从制度上渐渐遏制。此时，长安和洛阳都已残破。经过五代经营，且为运河南北枢纽关节的开封，成了其时当之无愧的第一大城市。北宋是中国历史上，皇权政治最为开明的时期。但皇权的开明，并不代表中央集权的削弱。相反，北宋为解决募兵制职业军人出现后的藩镇军阀问题，设立二府三司，加强官僚系统牵制，强化君主决策权。在军事上，施行历朝力度最大的强干弱枝布局，囤积数十万禁军于京师开封。在政治文化上，全面开放对士大夫的地位推崇，以文制武，重文轻武。中晚唐以来，二百年的棘手问题，由此被解决。晚唐以来，混乱的道统意识，也重新被塑造，并且加强。北宋将华夏独有的士大夫精神推向意识形态的极致，这是宋、元、明、清能够基本无缝衔接，稳定过度的重要原因。北宋不仅是传承，也堪称创制救时之都。
4、绥定之都
与关中政权，动辄对内强迁富户、豪强到关中，或者动辄对外灭国略地而言，洛阳的王朝，普遍有其对内、对外的妥协性。其实这也有其内在的历史逻辑。既为天下之中，四贡里均之地，就多少有便于和平时期安抚四方之意。洛阳王朝的集权性、强势度，真的是不如北京与长安这两座，内治似偏，外显强敌的边镇型首都。洛阳和南京倒是都有雍容华贵的类似气质，就是因为它们太过靠内了。从西汉废除分封以后直到清朝，皇权主动恢复宗室分封，一次是洛阳的西晋，一次是南京的初明，若要纠文献，判性格，能找到许多皇帝糊涂的证据。但是我们所读的文字，一眼数秒，却是历史人物切实面临的棘手问题和方向困境，那可是数月数年信息反馈和判断积累而成的成熟决策。所以，站在大历史和上帝视角去看，这两次宗室分封的逆流复辟，其实与都城偏内都有丝丝缕缕的联系。西晋面临的是世族成形，地方坐大，中枢集权阻力重重，实际对基层控制力较低。南京面临的是汉地方复，从东北到西北，再到西南，北元未灭，全部都是蒙古各汗国势力，虎视眈眈。这两次都是外重内轻的局面，宗室分封的初衷，也是为了加强皇族实力，用实权分封的宗室，拱卫中央皇室。但分封能够避免异姓在外坐大，却依旧无法避免宗室在外坐大，强枝弱干总是要出问题。于是，都被历史规律打脸了。但从这里，我们能看出，都城的方位，对都城气质和王朝性格，存在极大的影响。
洛阳之绥定，在于对内对外。东汉已是豪强集团所拥立，光武帝面对地方豪强，做出巨大让度。可此时东汉度田令的实施，仍遇到豪强巨大的抵抗，已不复西汉中期集权之强力，对诸侯、豪强之削弱意志。魏晋立国，也是依靠豪强结合儒教经学所形成的士族力量，所以皇权的强势程度更不比秦汉。到西晋洛阳城，王恺石崇斗富之令人瞠目结舌，刚刚统一的虚荣背后，已是亡国之患在即了。甚至到了十分强势的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虽然对北魏贵族进行施压，但仍旧在政策上，把门阀化当做汉化方向，最终洛阳城中再次出现了比西晋更甚的元雍和元琛斗富，北魏朝廷执政能力迅速朽烂。到武周将洛阳抬升为神都时，士族社会已是余晖残阳，武则天仍旧有借此笼络关东士人的意味。可见，洛阳的都城性格中，有明显中央向地方妥协平衡的一面。而中央对内的相对弱势，也导致了对外的一定妥协拉拢。比如东汉重启丝路，西域十二国联名奏请光武帝复设西域都护府，光武帝却明确拒绝。到班超平定西域，其实也仅是带了三十几人的使团，能够意外成功，除了机遇，多少有匈奴在西域不得人心，西域人心思汉的原因。班超治下的西域都护府，相比西汉时期也更显军阀化。到汉末魏晋之时，朝廷允许胡人内迁，尤其关中重镇都涌入大量胡族，这也成为五胡乱华的诱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