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点周刊」关于瑞德西韦，试验负责人曹彬首次透露重要信息( 四 )

所以，虽然当时没有确凿的病原学证据，但是大家都很肯定的认为是病毒性肺炎。当然，说一点点病毒学的线索都不知道也不对，大家现在也都知道了，在当时我们到达武汉之前，已经有几例病人外送了NGS（指基因检测）， NGS已经出具了一些报告，有的报告直接报了SARS ，有的报告说是类似冠状病毒，所以我们来到武汉的时候也接受了这样的信息，结合这组病人临床表现是特别典型的病毒性肺炎，再结合我们获得的这种不全的信息，所以我们对这些病人认识和了解就锁定在“病毒性肺炎” ，而且猜测很有可能是一种冠状病毒引起的肺炎，这就是我们当时和武汉专家组共同的印象。
突然提出来要使用治疗艾滋病的一个二线药物来治疗这些患者时，很多医生想不明白
曹彬：对于一种感染性疾病来说，氧疗、呼吸机，包括营养支持治疗，包括水电解质的平衡，包括预防的抗菌药物，以及有些医生推荐的激素，这都是辅助性的。最根本的是什么？最根本的就是对因治疗。通过检索文献，发现在SARS期间，特别在SARS的后半程， 2003年4月份以后，香港大学袁国勇院士团队曾经做过SARS冠状病毒抗病毒药物的体外研究，结果发现两个药，一个是洛匹拉韦/利托那韦，另外一个是干扰素。
2003年香港医生把这两个药联合用于治疗SARS冠状病毒，但当时没有条件做RCT研究，因为已经是SARS后期，他们仅仅治疗了41例SARS ，和之前未使用洛匹拉韦/利托那韦的患者去比，结果发现，用了洛匹拉韦/利托那韦这组病人的死亡和发生呼吸衰竭的比例大大降低。这给了我们一个很强的信心。而且几年前，韩国输入性的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造成了院内暴发的时候，他们使用的方案也是沿用的洛匹拉韦/利托那韦方案。洛匹拉韦/利托那韦是一个蛋白酶的抑制剂，最早用于HIV病毒感染的治疗。事实上，我们在2019年12月31日就锁定了这个药物。但是，有两点问题当时我们还没有把握：第一，病原到底是不是冠状病毒？我们不知道，只能猜测。第二，即使是冠状病毒感染，洛匹拉韦/利托那韦这种药也没有治疗新型冠状病毒的适应症。对于这种情况，我们也向国家卫健委医政医管局领导进行了汇报，领导告诉我们：洛匹拉韦/利托那韦不能够直接用于临床，但可以进行一个临床研究设计，这是合情合理的。
我们也把这个想法和金银潭医院张定宇院长进行了充分的沟通，我们把所掌握的文献、证据和他仔细讨论了以后，张定宇院长非常支持。而且我们非常幸运的是，金银潭医院还有一个GCP研究团队，所以他们在做临床研究的时候是有一定基础的，从此我们就开始了密切合作。
早期，我们没有立即开始随机入组。因为在病原学未名的时候，医生没有使用洛匹拉韦/利托那韦的经验。当时，医生在治疗这种病毒性肺炎的时候也在使用抗病毒药，具体用的什么药，应该有人能猜到：一个是更昔洛韦，第二个是奥司他韦。这两个药联合使用。现在大家可能会对当时的治疗方案暗自发笑，认为太傻了，但是当时，在病原学不明、又考虑到病毒性肺炎的情况下，这是当时很多武汉医生无奈的不得已选择。
虽然我告诉大家，奥司他韦联合更昔洛韦没有用，但是，当我们突然提出来要使用洛匹拉韦/利托那韦的时候——用治疗HIV的一个二线药物来治疗这些患者，很多医生想不明白，都不同意，有很多的抵触心理。在我们在启动RCT研究之前，我们大概观察了20多例，这时候，有的医生反映这个药有效！但这只是个案，也就是仅仅只有一二十例。后面大家也知道了洛匹拉韦/利托那韦的故事了，曾经一度被宣传成“神药” ，但这是我们RCT启动以后的事情。在早期，即使是我们一开始观察了20多例，部分大夫说有效的时候，我们都没敢讲“这个药可能是有效的” 。我们仍非常严格地、耐心地启动了RCT的研究，我们首例病人入组是1月18日，从1月9日通过伦理委员会，到1月18日这一个星期左右，我们陆陆续续的观察了20多例的病人，但是没有启动随机研究。我们正式启动随机研究是在2020年1月18日，这就是我们洛匹拉韦/利托那韦临床研究的一个起点。截止到2020年的3月1日，我们洛匹拉韦/利托那韦临床研究一共纳入了199个病人，我们的随访日期是随机后的28天，目前最后一例病人的最后一天随访已经结束了，我们也已经向国家正式汇报了我们的研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