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财经■公共卫生史学者子明：在人体与疾病之间发现社会，在技术的神话中重新发现人( 三 )

更要紧的是，这些政治、经济、文化问题亟急呼唤一种新公共卫生理念的到来。在这个新理念中，公共卫生关乎的不只是生理的健康，还有心理的健全；它关心的不只是人类身体的机能，还有他们所创造的社会的有序。
2003年，全国卫生工作会定义“公共卫生”为“组织社会共同努力，改善环境卫生条件，预防控制传染病和其他疾病流行，培养良好卫生习惯和文明生活方式，提供医疗服务，达到预防疾病，促进人民身体健康的目的” 。虽然定义在“解释”中强调国家、社会以及个人都要参与其中，但主要的关注重心还是在“人体与疾病”之间的关系，而在“社会与疾病”方面留下了大幅空白，有待书写。
中国公共卫生事业走到今天，也经历了道路选择与职能主体的转变。西方公共卫生有“自由主义”与“国家主义”两个传统。英、美在公共卫生领域持续秉承自由主义传统，不主张国家过多干涉，鼓励民众做好个人卫生，养成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通过改变个人的卫生行为来达成公共卫生目的。德国、法国和日本则认为，公共卫生不能交给个人负责，要由国家办理公共卫生事务，推动公共卫生立法和行政。近代以来，这两大传统交织于中国各地的公共卫生政策之中。
以近代北京为例，从日本的警察卫生制度到专业的卫生管理，是公共卫生从国家主义向自由主义的一个转变。经费、人才问题导致的效率低下，是北京放弃警察卫生制度的原因之一。但从整个中国看，到1949年，很多地方——尤其是基层社会——公共卫生依旧是警察局的职能。受各地经济、医疗发展水平的影响，无法在全国都推行预防医学。警察卫生就其内容而言，不是帮助消除疾病，而是针对不卫生行为进行惩罚，用类似今天《治安管理条例》的办法，以禁止某些个人行为的形式来管理卫生。
要提高中国公共卫生研究的质感，首先应当关注“人” 如果说公共卫生定义对“社会-疾病”问题的忽视警示了一种视野窄化的危险，那么由公共卫生产生的期望与失望之间的巨大落差则揭开了我们对现代医学的盲目推崇。生物医学、基因研究的学术进步仿佛向人类许下消除疾病的承诺， 19世纪以来的医疗科学技术进步让人类看到普遍健康的曙光，然而，医疗发展建设的两极差异、新型疾病的涌现不断刺破并嘲弄着人类妄图掌控一切的幻梦。
对技术的盲目推崇导致了对某些专业、学科、机构、甚至人群的过度功能化。公共卫生定义对疾病防控、医疗服务的强调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它与医学的边界，人们对现代医学的过度自信漫溢至公共卫生领域。疫病是突发事件，在讲求效益的社会中，公共卫生在正常时期往往得不到太多关注，一些社会中的人们对勤洗手、生病时戴口罩、公筷分餐等公共卫生宣传不重视。而到了疫情爆发时，又觉得这些知识用处不大，因为其宣传并不能保证人们不得病，更不能治愈疫病。单向度地强调公共卫生防控传染病的功能，忽视了公共卫生措施失控的可能性，这是当下公共卫生的脆弱之处。
当医学、公共卫生被过度功能化后，作为一线工作者的医护人员难免沦为纯功能性的“社会工具” 。当下流行对医学伦理的讨论，对医生提出要求，而社会、制度对医生这个群体的关照仿佛缺失了。同样，医院这样既是企业又是事业的多功能机构往往被化归到“看病”二字，忘记它还有运营、管理的问题。现行的医院、医疗话题大多关心体制的改革，我们在这样的讨论中需要注意的是，医护人员是真正用技术与人接触、用技术去改变社会的群体，他们学的是技术，但他们首先是人。他们在现行的社会和政治体系里面是什么位置，应该有什么样的位置，应当成为我们讨论体制改革的出发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