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遗民顾炎武是如何成为“清学之祖”的？( 二 ) 新词|振袖|高浮雕|清平乐|风露

顾炎武晚年，抵死拒绝清廷的笼络，以明无仕异朝之志。康熙十年（1671），清廷开明史馆，熊赐履邀顾炎武加入，然遭其严词拒绝。康熙十七年（1678），清廷设博学鸿词科，征召海内名儒，叶方蔼与韩菼欲荐顾炎武，顾氏在给潘次耕的书信中表示“我答以果有此命，非死则逃”“原一在坐与闻，都人士亦颇有传之者，耿耿此心，终始不变”。次年，叶方蔼任明史馆总裁，再招顾炎武入幕，顾氏回绝道：“人人可出而炎武必不可出矣”“七十老翁何所求？正欠一死，若必相逼，则以身殉之矣”。可见顾炎武不仕而朝决心之坚定。
顾炎武一再表达对清人的反感情绪，并且断然拒绝清廷的各种笼络，在其意念中始终严谨夷夏之防，自然为清廷所察觉。事实上，《日知录》中有涉“夷”“狄”违碍文字的内容在《四库全书》中皆遭到了删汰。譬如《日知录》中卷六有“素夷狄行乎夷狄”一条，讨论夷狄问题，《四库全书》将此条删除，且未有收入存目之内，卷二十八“左衽”条，《四库全书》皆加以全删，卷二十九“徙戎”条，《四库全书》将之删除，尚留有目录，卷二十九“胡咙”“胡”两条，《四库全书》亦皆加以全删，卷二十九“夷狄”一条，《四库全书》改为“外国风俗”。不一而足，但凡直接或间接触碍的内容皆要遭到处理。四库馆臣对“夷狄”文字是十分敏感的，因“夷”“狄”文字容易引发汉人对满清作为异族的种种不利的联想，于清廷统治构成威胁，故遭到删削、改易乃平常之事。顾氏的文集还一度被列为禁书，乾隆四十三年（1778），范起凤家因收藏顾炎武的文集，而遭治罪。
《四库提要总目》对顾炎武的塑造
章、梁、胡对顾炎武描画的清学之祖的形象来源可以追朔到清初。清初学者阎若璩在《潜邱札记》中录有一段写给黄宗羲的哀辞：“博而能精，上下五百年，纵横一万里，仅得三人焉，曰钱牧斋宗伯也，顾亭林处士也，及先生而三。”他又在《与戴唐器》中云“弟此等考证辨析，在古人中亦属绝学，不论今人。”“生平所心摹手追者，钱也、顾也、黄也。黄指太冲先生，顾指宁人先生。”阎若璩在学问的博精上，将钱谦益、顾炎武、黄宗羲三人并称，所推崇的正是三人考证辨析的功夫，但按照阎氏所排的位次来看，钱谦益居顾炎武之前，这当然是个人一种看法。乾隆时期，官方修纂的《四库提要总目》（后省称《总目》）对顾炎武进行了评量，在评量其著《左传杜注补正》时说：“炎武一名绛，字宁人，昆山人。博极群书，精於考证，国初称学有根柢者，以炎武为最。”《总目》一样从考证学的角度盛赞顾炎武，但地位已经较阎若璩大进，一下子抬升成了“国初之最”。在评断《日知录》时，《总目》亦赞其考证的功夫：
炎武学有本原，博赡而能通贯，每一事必详其始末，参以证佐而后笔之於书。故引据浩繁，而牴牾者少，非如杨慎、焦竑诸人偶然涉猎，得一义之异同，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者。
同时批评潘耒将《日知录》视为经济之用的看法：
观所作《音学五书后序》，至谓圣人复起，必举今日之音而还之淳古，是岂可行之事乎？潘耒作是书序，乃盛称其经济，而以考据精详为末务，殆非笃论矣。
除此，《总目》亦以《左传杜注补正》《日知录》为准，评定其他著作。《总目》将清人张尔岐的《蒿菴闲话》与顾炎武的《日知录》相比，盛赞《日知录》“原原本本，一事务穷其始末，一字务核其异同”，而《蒿菴闲话》“特偶有所得，随文生义，本无意于著书，谓之零玑碎璧则可，至于网罗四部，镕铸群言，则实非《日知录》之比”。在评价王道焜、赵如源同编《左传杜林合注》时，褒赞《左传杜注补正》：“杜预注《左氏》，号为精密。虽隋刘炫已有所规，元赵汸、明邵宝、傅逊、陆粲、国朝顾炎武、惠栋又递有所补正，而宏纲巨目，终越诸家。”评价明人傅逊的《左传注解辨误》时，《总目》云“皆驳正杜预之解，间有考证，而以意推求者多。视后来顾炎武、惠栋所订，未堪方驾”。评价清人朱鹤龄的《读左日钞》时，《总目》云“炎武《杜解补正》三卷，具有完帙，此所采未及什一”，“虽瑕瑜并陈，不及顾炎武、惠栋诸家之密”。《总目》除了征引顾炎武《左传杜注补正》《日知录》的内容，亦引用他的音韵学、金石学、地理学等其他著作之中的内容，经、史、子、集四部各书提要中援引的顾炎武著作相当之巨，尤以经部为最。《总目》亦将明人开考据风气的方以智与清初顾炎武、阎若璩、朱彞尊等人并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