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色视朝》：重识清朝的政务制度丨书评( 二 ) 诗歌|黄鹂|记忆|诗文|小故事|韦应物|中

批阅奏摺，皇帝也需要经过系统的学习训练并因循传统。为了提高效率，皇帝往往将奏摺按轻重缓急程度分类，以“知道了”或“依议”、“留”或“留中”和“批答意见”几种固定格式作答。“知道了”“依议”表明皇帝同意大臣议奏；“留”则是需要皇帝下发军机处，由军机大臣看后，“捧入请旨”；而“批答意见”则是皇帝亲自动朱笔批示，直接交由军机大臣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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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我们也可发现，清朝皇帝虽然乾纲独断，但很难刚愎自用，因为在制度设计上形成了一套帮助并限制皇帝处理问题的流程。同时，这套流程在面对晚清新政改革、从君主独裁转向君主立宪的转变过程中，也并未产生太多的阻碍。
从文书政务看戊戌变法的失败
“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制度再完备，也始终留有因时而变的弹性空间。在清朝君臣之间，常常会为了各自的利益，运用制度进行博弈。戊戌维新的失败正是与此有关。
现在大部分史书都将其归罪于慈禧太后的倒行逆施，不容许光绪、康有为等人改革祖宗法度，于是发动政变将光绪囚禁于瀛台。但细想之下，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戊戌变法，似乎并未真正得到大小官员的拥护。
事实上，李文杰通过分析光绪早年练习朱批的奏摺发现，当时上到慈禧太后、下到王公大臣们，都已默许慈禧未来将还政于光绪。光绪本人也异常刻苦，从光绪习批的奏摺可以发现，他常能引经据典，对国事的评判也切中肯綮。就连慈禧都评价他“近来批阅章奏，论断古今，亦能剖决是非，权衡允当”。
那么戊戌维新又为何会惹怒慈禧及众人呢？这实际上与当时的制度变更有关。李文杰通过分析清代军机章京的职责与选任发现，军机章京主要负责“缮写谕旨，记载档案，查核奏议”。缮写谕旨，即军机大臣听候皇帝述旨后，向军机章京转述，军机章京立即拟旨；记载档案，即将所有奏摺抄录副本，进行归类；查核奏议即若君主或皇帝需要某件奏摺，由军机章京代为找出。此外，还有恭批安摺，也就是各大臣的请安摺。
军机章京虽然仅担任类似于秘书的工作，但是由于他们“直接接触奏摺，也掌握重大人事清单的呈递与上缴，故能对国内重大政务了然于胸，成为中枢信息的汇聚之地，由此造就庞大的内外交际圈”。一般而言，成为军机章京的官员，会得到三年一次的褒奖，从而升官；此外，由于他们是天子近侍，成为很多地方督抚、道台孝敬的对象。面对巨大的权力和利益诱惑，官员们争相想要成为军机章京，即使它是兼任，不领俸禄，还要通过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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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戊戌维新时，光绪颁发上谕，在未经考试和他人推荐情况下，直接任命了谭嗣同、杨瑞、刘光第、林旭等人为军机章京。这不仅断了别人通过考试想要成为军机章京的财路，同时也违反了制度设计，从而遭到百官的反对，增加了谭嗣同等人的政治风险。
由此可以理解，为何在慈禧发动政变、囚禁光绪、逮捕六君子之后，百官几乎没有人为他们鸣冤叫屈，因为光绪的不少做法本身已违反了长期以来的制度设计。
此外，李文杰在这部书中也论及了晚清以来的种种改革，如丙午官制改革，关于建立议会、设立责任内阁的讨论，以及召开御前会议筹备立宪等。我们惯常的理解，晚清的政治改革，被认为是在诸多保守派的反对和王公贵族为了防止权力虚化的阻挠下而失败的虚假改革。但李文杰通过对档案研究，让我们注意到了晚清改革中，设想的君主立宪体制在现实的政务运作中，不仅会遭到人为有意无意的扭曲，在与旧体制的接续与碰撞中，也会生出更新、甚至更多的麻烦和困扰。新旧体制交替之中，君主、御前会议、内阁与议会之间权责的分配与归属，正是这一制度变革所遭遇的关键性难题之一。1910年，面对军机处与自诩为议会的资政院之间权责的交锋，而皇帝却以“该部议奏”的旧时上谕的模式进行批示，并最终催生出1911年第一次责任内阁的成立，正集中体现了晚清改革中所面临的微妙而复杂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