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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细究起来，郭沫若终只是懦弱、是庸人，并非恶人。在“他人即地狱”之日，他未曾害过人，不曾落井下石，不曾穷凶极恶，不曾胡乱攀咬，不曾以刀笔杀人。是的，他没有大义凛然、舍生忘死、以卵击石地去展现读书人所谓的“风骨”，但至少维持住了做人的最后底线，这已是难能可贵了。当初真窜下跳的那几位，当时过境迁后，竟都厚着脸皮写书，一抹鼻涕一把泪装点自身多无辜多白莲花多两面真，我看这些人才是真虚伪，是连“水太凉”都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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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晚年的他，大家多批判他如何软骨、谄媚、马屁精云云，但愚钝如我则更多地读出无奈，读出身不由己，更读出可悲来。毫不讳言，我对郭沫若有着深深的同情。他是没作“抗士”一家老小近20口人，以及无数亲故，要随他上下沉浮；而他人在席位，太多应酬话他更没办法不说。写给斯某的那些马屁诗，如今看固然是笑料，可他有不写的自由吗？说穿了，一切都是“命题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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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集体迷失时代，他看似地位尊崇，其实处境微妙，动辄“毁巢无完卵”。从1967年4月开始，他的两个爱子先后死于非命，除了肝肠寸断暗自啜泣外，他实际措手无策；到了1974年前后，他已是堪危系于一线，还因“忧愤交加”导致肺炎突发，差点救不过来。1974年2月7日，他赋诗两首上呈，自白“岂甘栎悲绳墨，愿竭效策驱”，真道尽了惶恐之心。当初，其子郭世英出事，一些材料证据竟然就是郭家“家信”，家信如何会传出的，令人细思极恐。陈明远追忆说，晚年郭沫若好些事都不让“身边的人”知晓，需避着秘书，这不奇怪吗？而在罗点点的那本“档案”自传中，翻翻108页前后那些记录，一切奥秘与诡异，也尽在不言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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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说的是，尽管我们终迎来了海晏河清的清平世界，但有些时代终究是得反省的。真的，我从无意嘲笑郭沫若。明眼人一看即知，晚年的郭沫若，更应该得到同情，而非批判或嘲笑。实际上，就连他本人，在内心深处也一直很清醒，甚至充满自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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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黄淳浩编的那本《郭沫若书信集》（真伪的学术争议暂且搁下）中，存有好些他私下给“忘年交”陈明远的信件。这些坦诚的交流，最能反映晚年郭沫若的真实心境。比如，他自知那些诗都是不上台面的，“我的那些分行的散文，都是应景应制之作，根本就不配称之为诗！别人出于客套应酬，从来不向我指出这个问题，但我是有自知之明的”（1963年5月5日）；“我还没有糊涂到丧失自知之明的地步”(1959年11月8日）。有研究学者说，“他后来写诗是自暴自弃，反正我就这么胡写了，不是当诗写，想到哪儿就写到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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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家客厅郭沫若去世前9天，周扬来探望。周照例是一顿热捧，称颂他是“新中国的歌德”，但郭沫若只是意味深长地摇了摇头。他的心情，其实很复杂。此前几年，他就跟陈明远这么说过，“现在,我们两个人在一起谈话,是有什么谈什么,我不会作戏。可是一转眼,我跟别的人,往往就不得不逢场作戏了。这是很悲哀的”，“如今有人说我是中国的歌德，这实际上是在骂我，在打我的耳光”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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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怀疑这段话真实性，但另有周国平出示的材料，是千真万确的。周国平在自传中说过，在1969年1月6日，“世伯”郭沫若在写给他的私信中，曾如此慨叹，“我这个老兵非常羡慕你,你现在走的路才是真正的路。可惜我‘老’了,成为了一个一辈子言行不一致的人”。“成为了一辈子言行不一致的人”，这种自责是很深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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