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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青年》季刊上刊发的《国际歌》前言与译词
1923年6月15日，《新青年》季刊创刊号在广州问世。其上刊发了瞿秋白创作的《赤潮曲》词曲、配译的《国际歌》歌谱及其撰写的6篇文章。在《国际歌》译词之前他写道：“诗曲本不必直译，也不宜直译，所以中文译本亦是意译，要紧在有声节韵调能高唱。可惜译者不是音乐家，或有许多错误，然而也正不必拘泥于书本上的四声阴阳。但愿内行的新音乐家，矫正译者的误点，令中国受压迫的劳动平民，也能和世界的无产阶级得以‘同声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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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青年》季刊创刊号中的《国际歌》歌谱
回国后，瞿秋白在多个城市与场合指挥、教唱过中文版《国际歌》，其中就包括《新青年》季刊发行5天后——6月20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结束当天，在广州黄花岗烈士墓前指挥参会代表高唱《国际歌》。自此至今，中国共产党各级党组织召开的代表大会闭幕和一些党的重大活动中，都要奏唱《国际歌》。
《国际歌》的中国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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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三
几乎就在瞿秋白中译版《国际歌》发表的同时，远在莫斯科的诗人、翻译家萧三与陈乔年也翻译了《国际歌》。萧三在《〈国际歌〉歌词的修改说明》一文中回忆：“1923年夏，在莫斯科附近瓦西钦诺村苏维埃农场歇伏时，我和陈乔年同志在农事及学习之余，根据法文和俄文开始重新翻译一遍。国内这十多年来所唱的国际歌，就是我们那时候所译的。”据同时代人回忆，当时苏维埃俄国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本有瞿秋白翻译的《国际歌》，萧三等人觉得唱起来不顺口才重新翻译的。但萧三版《国际歌》究竟是独立翻译还是参考了瞿译本，其后几十年来备受争议。
据萧三本人所述：“1923年，瞿秋白同志在国内，笔者和陈乔年同志在国外，几乎是同时翻译了这首世界工人阶级的战歌。”但通过歌词文本比对，学者宋士锋就认为通行版《国际歌》真正的底本是瞿译本。原解放军艺术学院教授李诗原认为，至少有两件事是可以确定的事实：“第一，瞿秋白是第一个将歌名译为《国际歌》的人；第二，他是第一个连词带曲译配《国际歌》的人。”
1939年，萧三在吕骥、冼星海的协助下，对《国际歌》的译词进行了几次修改，成为当时国内流传最广的译本。直至1962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国音乐家协会邀请有关专家以萧三翻译的《国际歌》为基础，对译词进行了再次修改与订正，一直传唱至今。
1965年人民大会堂3000人齐唱《国际歌》
“通过对比各个版本的中译版《国际歌》会发现一件事：越到后来，歌词变得越凝练，词曲结合得越好，也更适宜演唱了。”中央音乐学院教授李淑琴表示，歌词太复杂，音乐性就会削弱。比如最早的中文译诗并未配曲，无法演唱，而瞿秋白能够连词带曲译配跟他所具备的音乐素养有直接关系，这从他创作《赤潮曲》就能看出来。萧三版是在冼星海等音乐家的建议下修改的，1962年的通行版更是音乐家们的集体智慧。
“如果单从传播方面讲，《国际歌》在中国的版本其实各种各样。”李诗原悉数了目前已知的各种歌本：江西安源路煤矿工人俱乐部（1922年成立）的夜校课本中就出现了《国际歌》中文版，版本未知；1926年3月，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二师政治部（政治部主任为共产党员廖乾吾）编歌本中使用了瞿译版《国际歌》；同年，李求实编的《革命歌集》也选用《国际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国际歌》在各个革命根据地传唱，后来收集到的版本也都不一样，音调和歌词都有出入。这应该是口头传播中的讹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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