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官员幸福指数很高，但临国难诸公内则畔官离次，外则委印弃城( 二 ) 悟空|下场|杨戬|孙悟空|大闹天宫

北宋末年，很多文官武将屈膝投降，苟且偷生，其人格精神都不如某些妓女，如李师师、柳如是。南宋末年，京都的那些醉生梦死的官僚们纷纷逃离，连招呼都不打。谢太后没有好办法，只好命令在朝堂上张挂榜文：“我国家三百年，待士大夫不薄。吾与嗣君遭家多难，尔小大臣不能出一策以救时艰，内则畔官离次，外则委印弃城，避难偷生，尚何人为？亦何以见先帝于地下乎？天命未改，国法尚存。凡在官守者，尚书省即与转一次；负国逃者，御史觉察以闻。”清代大诗人龚自珍在《明良论》中说：“士皆知有耻，则国家永无耻矣；士不知耻，为国之大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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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官员幸福指数很高，但临国难诸公内则畔官离次，外则委印弃城】士有耻否，不完全取决于物质对士的满足程度，但肯定与精神文化建设有着极为密切之联系，而这种建设牵系着国家命运。只讲物质，不讲精神，只讲功利，不讲仁义，只讲奢华，不讲节俭，只讲富贵，不讲安贫，只讲享乐，不讲廉耻，只讲修文，不讲兴武，居安而不思危，必然会导致国人精神长城的荒芜和破败，导致国防长城的崩溃和国家的败亡。正如爱默生所说：“然而事实是，他早已是一只漂流着的破船，后来起的这一阵风不过向他自己暴露出他流浪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