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官员幸福指数很高,但临国难诸公内则畔官离次,外则委印弃城

北宋末期的汴京如华胥之国似人间乐园,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习鼓舞,斑白之老,不识干戈;楼宇林立,雕甍画栋,峻桷层榱,通衢阔敞,花光满路,游人如织,塘苑蜿蜒,柳锁虹桥,花索凤舸;酒楼茶坊,盈街充巷,香气氤氲,瓦肆百戏,箫鼓喧空,伎巧惊人,妓馆兴隆,春梦深深,此乐何极;八荒争凑,万国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寰区之异味,悉在庖厨。南宋临安的繁华亦不逊于北宋的汴京。
宋朝官员幸福指数很高,但临国难诸公内则畔官离次,外则委印弃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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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封建社会历朝历代相比,宋朝官员的幸福指数也是最高的。官员有钱:《梦溪笔谈》载:“旧制,三班奉职月俸钱七百,驿羊肉半斤。祥符中,有人为诗,题所在驿舍间曰:‘三班奉职实堪悲,卑贱孤寒即可知。七百料钱何日富,半斤羊肉几时肥。’朝廷闻之曰:‘如此何以责廉隅?’遂增今俸。”三班俸职是武官中的低级官衔,从九品,每月的奉钱是七百钱,另外驿站供给半斤羊肉,生活清苦。后来,北宋俸禄制度几经改革,官员俸禄不断增加,至元丰改制后,最高官阶月俸禄高达400贯,从九品的三班奉职月俸禄也达到了4000钱,除俸钱外,还有职田、禄米、绫绢绵盐等,虽然皇室、高级官员、低级官员的收入比例悬殊,但将宋代官员的收入水平,放在整个封建朝代来考察,依类相比,还是空前绝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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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有闲:宋朝设立“祠禄之制”,德高望重的高级官员进行定期疗养,一切费用均由国家承担。宋代法定假日和官员休假的天数,是历史之最。据考证,宋代官员每年可休假113天,有大把的时间可以休养身心,旅游观光,发展个人爱好和兴趣。北宋时期贵族士大夫倡导四大闲事,即品香、斗茶、侍花和挂画,以财富和学养滋润精神生活,沉浸于自我喂养的怡悦之中。
官员有乐:不仅可以娶三妻六妾,还可以蓄养家妓,一个家庭就是一个风月场,一个音乐厅,一个歌舞馆,一个酒肆茶坊,一个文化沙龙。也可以逛京城,赏花苑,乘画舫,观百戏,喝美酒,食佳肴,流连于勾栏瓦肆、街市店铺。
官员有特权:除薪饷外,各种福利补贴名目繁多,计有茶酒钱、厨料钱、薪炭钱、马料钱,等等。官员家中役使的仆人衣食及工钱也由政府“埋单”。官员出差或赴任时,可以凭朝廷发的“给卷”在地方上白吃白住,甚至领用粮食衣服等。宰相级的官员致仕后,仍可参议朝政做“高级顾问”。熙宁四年以前,按旧制升朝官有父致仕,遇到朝廷有重大典礼,可以荫迁官,致使“官二代”从政者众多。宋代为了安置勋戚重臣,还设置了“富观”,是只拿俸禄不干事的职位,导致官吏冗滥。宋真宗咸平以后,文武官员告老后,甚至还都升一级,授朝官,给半俸,几成定制。
官员有为:皇帝与士大夫共定国是,而且“不杀士大夫和上书言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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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惟如此,宋朝官商经商也趋于普遍化。王充闾指出:“立国伊始,朝廷就实行了以经济收买换取君臣相安的策略,给予一些功臣宿将兼并土地的特权,使他们可以收取巨额地租,作为经商本钱;而一般官僚仕宦也都有丰厚的俸禄,加上高利盘剥,贪污索贿,同样具备经商条件。他们竞相动用官府车船偷税逃税,经营包括域外与禁榷的各种物资,获取高额利润。真宗朝,两浙运转使和镇州知州,在倒卖金银布帛的同时,还从事贩卖人口生意。这种雄厚资本与政治特权的结合,不仅使国家财政遭受极大的损失,而且,造成了官僚政治的严重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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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人著《治国方略》说:“物以顺至者,必当以逆观。天下之祸,不生于逆而生于顺。剑盾戈戟未必能败敌,而金缯玉帛每足以灭人之祸;霜雪霾雾未必能生疾,而声色游畋每足以殒人之躯。”宋代对官员不薄,官员享受着优厚待遇和舒适安逸的生活,可谓锦衣纨绔,饫甘餍肥,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些并未使广大官员对朝廷感恩戴德,忠君爱国,在国家危亡之际勇于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