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津|人间烟火气就在我家乡的旁边( 二 )

文学跟生活最大的区别，是文学里面人物的思考性、认识性、科学性、哲学性、理性，要大于生活中的人。生活中的人太匆忙了，来不及把一个事的来龙去脉思考得那么深，既有泪又有笑，还有血。生活是个粗糙的玩意，文学比生活细致多了。这是文学存在的必要性。《一地鸡毛》里写的小林是个小公务员，现在“一地鸡毛”成了个成语。生活中的小公务员跟小林绝不一样，生活中的小公务员一定觉得八国首脑会议重要，但小说中的小林认为家里的一斤豆腐馊了更重要。
我的历史学得还可以，我哲学、数学学得都还可以，功夫在诗外。阿基米德一大贡献是浮力理论，还有一个是支点理论。文学也要有一个支点的，就是思想的和哲学的，也是历史的支点。
传统历史学是讲故事的，是有人在的
史航：刘老师小说中的花二娘，是刘老师请了外援了，请了神啊鬼啊。当一个作品中间人与非人都成了角色的时候，这个作品就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生长。所以《一日三秋》跟《一句顶一万句》比起来，不是人更多了，是层面更多了。它不是三点一线，而是一个体，从圆到球。
震云老师笔下的百家姓宇宙，与冬梅老师的《人间烟火》一样，像放爆竹，“嘣”一声响，看到烟花，过后再看到的是满地的鞭炮屑。你并没有陪作者在电脑前、在书桌前，所以那一刻的光芒是作者自己看到的。但你亏吗？你不亏。你看到碎鞭炮，闻到空气里的硫磺味，不管这书是去年买的还是今年买的，空气里的硫磺味还在，地上的鞭炮屑还没扫干净，你会想起自己别的时候，小时候闻到的鞭炮味，你就在现场中感受与你有关的东西，就像花二娘来过一样。
想问问冬梅老师你写宋朝，入手点，你认为什么标准和角度才会写，写书希望达到什么状态和境界？
赵冬梅：我先补充一下鞭炮的事。宋朝有火药填充的鞭炮，但南方主要还是爆竹——烧红的竹子，一个很健壮的人拿起来，到台阶那种很硬的地方，一摔，就是炮竹子的声音。现场能听到声音，还能看到火花，竹子爆完剩下竹炭扔到床下也可以驱岁。它起作用不只是现场，你放在床底下的竹炭依然有保平安的作用。
说回文字，我感觉文字一旦离开作者就独立存在。我常以此教导学生，你要把文字写清楚，不然你不可能把东西给到别人，别人看不明白还来问你这写的什么。不可以。刘老师说了，历史学的写作一定是有史料为基础的。我希望恢复历史学的另外一层传统的面貌——传统历史学是讲故事的，是有人在的。现在的历史研究大概可以看到结构性的人群，看到时代，但看不到结构中的人、时代中的人，我希望通过我的写作给到相对多意的文本。
《一日三秋》也是多意的，有传说的、现实的、两性的，传统和现代、人和时代之间，是多层面的。生活本身是复杂的、丰富的，我希望我给出的文本是有历史依据的但是丰富的。我不愿意给到你的是清晰的一二三四，那我当然是可以做的，但我这样做就低估了读者的能力。通过史料，我们依然无法抵达客观——只能从不同角度接近客观，但你永远无法抵达。所以，希望你仍然可以在阅读时知道，这是我的尽量追求客观的主观创作，你在阅读时借由我努力接近那个客观。
另外一方面，就写作题材的话，为了追求不朽，我要尽量拣粗的腿抱。要和伟大的灵魂去发生关系。比如更多人可能想理解王安石，但我跟司马光拉上关系，要再跟苏轼拉上关系，我就接近不朽了。写宋史有个很大的便宜可占，那些伟大的灵魂，你了解他们越深，你并不会产生嫌弃，相反会更加欣赏他们。
放到宋朝，我们村就是首都郊区
史航：人追求不朽就是要追求更陌生的陌生人。我跟震云老师也是这样认识的，从作品开始，他作品的开头结尾我都抄了。樱桃掉到江里，上岸是江西九江，这是空间，时间上到了宋朝。为什么一个演白蛇传的女孩要回到宋朝？是你喜欢宋朝，还是因为你喜欢河南呢？
刘震云：因为回到宋朝对我的人物来讲比较方便。因为我们的村离开封也就40多公里，放到宋朝，我们村就是首都郊区。从英宗到哲宗再到神宗，还有李师师，口音都跟我们差不多。我们村的话跟开封话一样。另一方面，同一个母题的问题，你为什么一写作品就写延津？是不是像福克纳一样要画个邮票？我说我不画邮票，作品里的人总要生活在一个地方，总是要有人间烟火气，要吃饭睡觉谈恋爱。延津人一颦一笑，走路的样子，心事，皱纹里的尘土，我都特别清楚。像《一句顶一万句》《塔铺》《新兵连》都写延津，主要是为了方便。

延津|人间烟火气 就在我家乡的旁边( 二 )

延津|人间烟火气就在我家乡的旁边( 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