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跟自己讲故事，为的是再活一遍|读书

DOPS的办公室位于夏洛茨维尔市中心一座雄伟的砖楼里。塔克来欢迎我的时候看起来并不像是一个怪人或是神秘主义者。他风度翩翩、头脑清晰，显然是个聪明人——人到中年，正在脱发，但轻盈而瘦削，就像是你高中好友那个跑马拉松的爸爸。他镇定自若，带着一丝彬彬有礼的客套。他说话很小心，却无可置辩，解释着某些媒质如何招来死者的魂灵，而胎记则可以证实前世受的伤。那有点像是在听研究酸的地质学家就事论事地描述土地的构成。
DOPS成立于1967年，严格来说是隶属于弗吉尼亚大学的，但其经费主要来源于私人捐款。在塔克带我参观那些办公室时，我在笔记本里潦草地记下了一系列奇怪的细节，都是这个地方让人轻易可以发现的与众不同之处。公告栏上贴满了写着励志言辞的纸张（“我们对于头脑和物质的认知必须经过多个尚无法想象的阶段”）和描述正在进行中的研究项目的传单（“对于声称可以提供死者信息的媒质的研究”“癫痫的超凡经历”）。我们走过了“加护室”，它是为超感官知觉实验而设计的：一个看似阴森的洞穴，里面有一张活动躺椅，参加实验的人坐在上面等待接收“发信者”从大楼另外一个地点发出的信息。塔克解释说，这间房间的设计是后来才完善的——墙壁上都覆盖了金属薄片，以防止用手机作弊——似乎默认我可能已经知道超感官知觉实验室的构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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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PS图书馆里有一只巨大的玻璃箱，里面装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武器——尼日利亚短剑、泰国匕首、斯里兰卡剑——它们对应着据说会转世的伤痛。一把缅甸大头槌下面的标牌上写着一个故事，说的是一个僧侣遭精神错乱的访客击中头部，据称在几年后转世投胎，成了一个头颅骨异常扁平的男孩。在附近的一条走道里，放着一堆堆介绍各种DOPS研究的小册子，其中有一本的标题是“与泰坦尼克号沉船事件有关的另外七段超自然经历”。我们走过一面墙，有两把勺子被固定在墙上，其中一把是弯的，仿佛它曾被扔进火里熔化。当我向塔克问及这两把勺子时，他的回答很是若无其事。“那些么？”他说，“弯曲勺子实验。”
还有就是那把锁了。DOPS的首任所长伊恩·史蒂文森在2007年去世时留下了一把锁，锁的密码只有他一个人知道。他想，如果他的灵魂可以超生，就会想办法回来，揭晓密码。塔克和他的同事接到过好几个电话，建议他们尝试某些密码，但至今都没能把锁打开。在跟我谈及这把锁时，塔克的声音里终于流露出一丝揶揄的淘气。不过，在我们参观的过程中，他对于讲转世投胎的笑话表现得非常节制。当晚晚餐时，他告诉我他曾经尝试写小说，但当我问他是否考虑过再次写作时，他却笑了。“或许来生吧。”
塔克告诉我，一边当持证执业的儿童精神病医生，一边在DOPS任职，让他颇觉自我分裂。他简单介绍了数据库的构成：他的大部分案例都是2到7岁的孩子，以及他们的回忆。这些回忆以生动丰富的梦为主，并充斥着各种情绪——恐惧、爱、悲伤。大部分孩子都来自外国，有许多孩子是塔克尚未谋面的。不过，当有新的家庭找上门来时，他会定期对他们进行访谈。当似乎可信的前世身份得到辨认（通常是家族中的某个人），他便会将其列为“已解决”案例。不过，也有个别像詹姆斯这样的案例，其前世是个陌生人。
数周之后，当我聆听我们访谈的录音时，我很尴尬地听到自己不断地向塔克宣称自己“对神秘事物抱有开放心态”。我那么说是认真的，但我也能听到自己声音当中刺耳的自我说服、过分积极的语调，还有策略上的精明。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在试图说服塔克我并不是另一个怀疑论者。
在我拜访塔克时，我已经参加十二步骤戒酒复原计划3年多了。我发现，要实现这种复原必须同时彻底放下（至少是暂时放下）许多怀疑：对于教条，对于陈词滥调，对于有洞见的计划和预先伪造的自我意识，对于其他人对自我人生看似刻板的、表面的描述。在复原过程中，我们被要求避免“在调查之前就予以藐视”，而写一篇有关转世投胎的文章——参观DOPS及其弯曲的勺子——就像是另一种测试，看我是不是愿意保持开放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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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多年，我一直很喜欢琼·狄迪恩的散文《白色专辑》。这篇文章的开头很出名：“我们跟自己讲故事，就是为了活下去。”它的结尾不那么出名，不过几乎是同一个意思——狄迪恩重申了她对于所有这些“故事”及其虚假的连贯性的怀疑，仿佛她还没将这一观点反复强调好几遍似的。最终，我开始对她的怀疑产生怀疑。我讨厌其沾沾自喜——她如何在一个充满自欺的世界里，将自己说成看破一切的怀疑论者。我开始相信，怀疑论本身就带着伦理上的失败，那就像是在复原会议上拒绝陈词滥调，或是完全驳斥他人对自己人生过于简洁的陈述的冲动背后的势利。

我们跟自己讲故事，为的是再活一遍|读书 | 前世( 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