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人心中,“花椒”具有性温、多子、气香的优点,椒酒即花椒浸酒,热辣的滋味正适合暖身。杜甫的《杜位宅守岁》诗:“守岁阿戎家,椒盘已颂花。”以及戴叔伦的《二灵寺守岁》诗:“无人更献椒花颂,有客同参柏子禅。”说的都是唐朝人除夕守岁喝椒酒的风俗。
而“柏”作为常青树,也有长寿的象征,以柏叶浸制的柏酒在唐宋时期的年夜饭上也大受欢迎。君臣宴饮喝柏酒——杜甫的祖父杜审言在《守岁侍宴应制》里有吟:“弹弦奏节梅风入,对局探钩柏酒传”;孟浩然除夕夜会好友也喝柏酒——有其所作的《岁除夜会乐城张少府宅》诗为证:“旧曲梅花唱,新正柏酒传。”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爆竹惊今夕,屠苏荐诘朝。”“遥知儿女圃乐处,饮遍屠苏忆乃翁。”“炽炭炉中百药香,屠苏煎酒代椒觞。”屠苏酒是唐宋文人除夕诗词里的另一位大明星,传说来自民间一位医药高人,每在除夕夜前制作药包泡酒,为众人去病消灾。药人的姓名已失传,但其所居住的草庵名叫屠苏草庵,屠苏酒也因此得名。《四时纂要》中记载了屠苏酒的药方:“大黄、蜀椒、桔梗、桂心、防风各半两,白术、虎杖各一两,乌头半分。右八味,剉,以绛囊贮。”所列的八味药其功效主要是清热、散风、健脾、除湿。唐宋时期的人们相信,在大寒阴气极盛时节饮屠苏酒,能够起到祛病除疾、延年益寿的功效。
不论椒酒、柏酒还是屠苏酒,彼时的人们爱将除夕所饮之酒称为“岁酒”或“寿酒”,来表达新旧更替时,身体的调适与精神更新,生生不息的内在动力,所以胶牙饧、五辛盘等年节食物,同样也是于身心有补益的健康食品。宋代除夕诗词《次韵李士举丈除夕》里就有:“柏酒浮三酌,蔬盘荐五辛。”“五辛”亦称“辛盘”“春盘”,即在盘中盛上大蒜、小蒜、韭菜、云台、胡荽这五种带有辛辣味的蔬菜。《本草纲目》“五辛菜”条载:“岁朝食之,助发五脏气”。食五辛可驱寒除疫,同时也具有“尝新”“迎新”的意思。胶牙饧即麦芽糖,算是年夜饭上的甜点。《东京梦华录》里有记载:“(京都开封)近岁节……卖干茄瓠马牙菜、胶牙饧之类,以备除夜之用。”除夕夜吃黏牙的胶牙饧,意味牙齿更牢固,不会因年老而脱落,即“婪尾三杯饧一楪,从今身健齿牙牢”。
除了以上“养生”食物,年夜饭还有其他丰富多样的小食。《梦粱录》卷六载:“(除夕)内司(内务府)意思局(宫中机构)进呈精巧消夜果子盒,盒内簇诸般细果、时果、蜜煎、糖煎……”“后苑修内司各进消夜果儿,以大合簇订凡百余种,如蜜煎珍果,下至花饧、萁豆,以至玉杯宝器。”(《武林旧事·岁除》)充满精巧寓意、吉祥寓意的美味佳肴为唐宋时期的除夕增添了欢庆富足的感觉,也寄托了对新一年的美好祈望。
“年夜饭”一词最早出现在清嘉庆道光年间明清时代,年夜饭“人众卒岁,一会饭食”的团圆主题越发重要。
“年夜饭”一词真正出现是在清代嘉庆、道光年间,顾禄(字铁卿)所著的《清嘉录》里有:“除夕夜,家家举宴,长幼咸集,多作吉利话,名曰‘年夜饭’,俗称‘合家欢’。”
《清嘉录》主要记述了江南地区岁时风俗,另有清光绪年间出版的《京都风俗志》记载了北京百姓大年三十的节日热闹:“除夕,都人不论贫富,俱多市食物。晚间,铺肆灯火烛天,烂如星布,游人接踵,欢声满道。人家盛新饭于盆锅中以储之,谓之年饭。上签柏枝、柿饼、龙眼、荔枝、枣栗,谓之年饭果,配金箔、元宝以饰之。家庭举宴,少长欢嬉,儿女终夜博戏玩耍。妇女治酒食,其刀砧之声,远近相闻。”清光绪年间出版的《燕京岁时记》中也有相似的记载:“合家团坐以度岁。酒浆罗列,灯烛辉煌,妇女儿童,皆掷骰斗叶以为乐。”
直到元明清三代,农历正月初一仍被称为元日或元旦、新年,腊月三十也依然是除夕。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中华民国政府引进了以公历为标准纪年的西洋历法,作为公共行政、国际交往的时间标准,俗称“阳历”。自此官方节日与民间传统节日分离,“元旦”从农历(阴历)正月初一变成了公历一月一日。考虑到中国传统农历除夕、春节的深厚根基,1914年1月,民国政府内务部在呈文中提出“拟请定阴历元旦为春节”并被批准。由此,传统农历新年在官方意义上正式被易名为“春节”,随之大年三十也继续为“除夕之夜”,“年夜饭”也依然保留在这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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