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壁画|那些守护敦煌的孤勇者：张大千功过难辨，常书鸿甘之如饴( 三 ) 又是小年|小年|糖瓜|灶王爷|回

那时的西北交通极为不便，火车从西安出发只能通到宝鸡，再往西去，就只能依靠丝绸之路上古老的交通工具——骆驼。13个年轻人都没什么积蓄，沿途卖画筹资。他们又没什么名气，所得有限。时值严冬，西北荒漠上朔风凛冽，旅途艰难自不待言。到了平凉，四个人坚持不住返回西安了。到了酒泉，眼看就要到敦煌，又有七人“行百里者半九十”。最终，这只探险队只剩下李丁陇和老家就在敦煌、相当于向导的刘方。
到了敦煌，刘方也就回家了，时不时地能给李丁陇送些吃的和日用品。李丁陇则选择了莫高窟一个高处较小的窟洞住下。那里便于保暖，而且能够防止野兽袭击。就这样，李丁陇开始了长达8个月的临摹生涯。
初见敦煌壁画，李丁陇就被深深震撼了，敦煌壁画之美，终于被一双中国的眼睛发现了。
对所有洞窟中的壁画一一观摩后，李丁陇开始临摹绘画。置身在这座异彩纷呈的艺术宝库之中，孤身一人的临摹成了一项浩大的工程。
冬季洞内光线不好，李丁陇尽量把作画时间赶在午时前后，有时为了增加洞内光线，还得动用镜子等工具，为了节省时间不来回跑，他随身带着青稞面的馍馍，在洞里一待就是七八个小时。
敦煌地处荒漠之中，极度缺水。李丁陇在莫高窟的8个月，很少洗脸，没有洗过澡、理过发、洗过衣服……很快，他就蓬发过肩，胡须数寸，衣衫褴褛。以至于当地人把他当成了“野人”、“疯子”。李丁陇不以为意，倒是把“野人”的绰号保留下来，他后来不少画作就以此署名。
临摹敦煌壁画的过程，也让李丁陇最早意识到敦煌壁画正遭受自然和人为双重破坏的严重性。特别是敦煌大量文物、艺术品流失、被西方探险家掠走，李丁陇痛心疾首。愤恨于“敦煌遭灾人不见”，李丁陇上书重庆国民政府行政院、教育部、文化委员会，并写信给于右任、陈立夫、张道藩等国民党要人，呼吁保护敦煌文物，派人去莫高窟考察，制定保护措施。
时值日本侵华，国难当头，李丁陇的呼吁虽然引起了一定社会反响，却很快被战事遮蔽过去。
8个月蛰居敦煌，李丁陇临摹壁画百余幅，完成宏大浩繁的《极乐世界图》临摹草稿及不计其数的飞天、藻井、佛手图案和大量草图，回到西安后对这些临摹作品进行整理或重新绘制，于1939年冬举办“敦煌石窟艺术展览”，观者无不被这些精美画作深深震撼。这也是敦煌艺术第一次经中国艺术家之手得以传播。
1941年初，李丁陇携带临摹画作到了重庆、成都，结识了正在青城山隐居的张大千。两位画家相见恨晚，张大千盛赞其临摹的敦煌壁画“妙不可言”。也正是在李丁陇临摹画作的触动下，促成了张大千的敦煌之行。
两个“大胡子”在张大千富有传奇色彩的艺术生涯中，“礼佛敦煌”可以说是其艺术最高峰。
据张大千自述敦煌之行的缘起，“最先是听曾（农髯）、李（瑞清）两位老师谈起敦煌的佛经、唐像等，不知道有壁画。抗战后回到四川，曾听到原在监察院任职的马文彦讲他到过敦煌，极力形容有多么伟大。我一生好游览，知道这古迹，自然动信念，决束装往游。”
在看到李丁陇的敦煌临摹画作之前，张大千已有一次敦煌之行。那是1940年10月，他携着三太太杨宛君、儿子心智启程前往敦煌。但还没出四川，就得到了二哥病逝的消息，张大千赶到重庆奔丧。
直到1941年3月，张大千重新打点行装，再赴敦煌。受李丁陇指点，这一次，张大千做了十足的准备，组建了一支庞大的队伍。除第一次的三人外，还有二夫人黄凝素携带幼子，工作助手四人，厨师一人，杂工两人。一行十余人，连同画具、颜料、各种用具器材与基本食物，共计骡车七八十辆之多，浩浩荡荡，西出阳关。
张大千的敦煌之行声势很大，他本人又是知名人物，自然惹人瞩目。有人曾当面问他敦煌之行目的，张大千不耐烦地说：“去临摹壁画呀！还有什么旁的目的？”当再追问是谁出钱时，他高声说：“我的钱呀！谁会给我钱？”这之后，再没人敢当面问他这个问题。
在抵达敦煌的当晚，张大千持手电筒进入最近的一处大石窟，亲眼目睹了窟壁上彩绘的美妙。原订计划是到那里观摩三个月的，第一天大概的看了一些洞窟，他对太太和子侄说：“恐怕留下来半年都还不够。”实际上何止半年，张大千此次敦煌之行长达两年七个月，中间因事去兰州、西宁、榆林窟等地，在敦煌前前后后住了一年半。
在敦煌初期，张大千最重要的工作是为三百多个洞窟编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