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晔|译书为何是件“苦差事”

光明日报采访人员陈雪
2022年年初，一个“天才儿子”的故事刷屏了——身心多难的金晓宇通过自学，十年翻译了22本书。通过媒体报道，于困苦中自强的译者金晓宇终于被看见、被聆听，甚至被称为“天才翻译家”。但现实情况是，金晓宇至今仍难以靠译书稿酬谋生。他自述：“翻译的稿费很低，一千字五六十块钱。这些年家里的开销主要是靠我爸妈的退休工资。”
金晓宇以自身极特殊的情况呈现出了图书译者的生存状态：写在书籍封面的译者姓名是一份荣耀，但荣耀背后的甘苦却少为人知。采访人员了解到，目前，即便是“天花板”级的专业译者也无法仅靠译书生存。
“象牙塔”里的学者则是另一类译者群体，译书对他们来说同样是一份“苦差事”。商务印书馆一位学术书编辑说，现在做学术书翻译的一个瓶颈是找学者不容易，“就我所知，译作在大多数高校都不算学术成果”。
职业译者低稿酬、学术翻译“无工分”——这是当代图书翻译的基本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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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在上海市档案馆外滩馆参观“纪念陈望道首译《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100周年主题展”。新华社发
80元/千字的译书“票友”
2021年3月，某出版机构招募译者，明确标明翻译稿酬为80元/千字，随后有人给原作者写信“投诉”，指责中国出版方“压榨译者”。出版机构编辑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喊冤：80元/千字虽然不高，比起其他工作的报酬可以说很低，“但请考虑下国内这类图书的实际收益”“我们目前已经收到26份此书的试译稿”。
译者和出版方双双叫苦不迭，起码指出了一个事实：千字五十至百余元的译书稿酬是业内多年来的普遍标准。按此标准计算：一本10万字的书，80元/千字的翻译费，稿酬税前8000元，网友调侃“扣税后只够买台手机”。其实大多数译者每天基本上只能译两三千字，一本10万字的书起码耗时一个多月。社科文献出版社甲骨文分社社长董风云一语道出了译书群体的基本面貌：国内就算是“天花板”级的译者，也很难用译书这件事来养活自己，“目前译者的主力军还是业余爱好者、‘票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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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乌鲁木齐，市民在书店里选购图书。新华社发
商务印书馆编辑李婷婷分析，翻译稿费一般来说不高，甚至可以说很低，原因有很多，图书的利润不高是主要原因。据了解，一本印数只有3000册的图书，收回成本已经很难，译稿费自然也在成本范围内。另一个原因则是译者的可替代性越来越高，随着机器翻译技术的进步和人们语言能力的提高，很多通俗读物、实用性文件翻译均可用机器替代或辅助。多种因素导致了译书很难走上职业化道路。
董风云介绍，目前出版领域翻译稿酬计算方式有两种，一种是按字数一次性支付稿酬，一本书大致几万元；另一种是版税制度，与销量紧密相关，通常在6%~10%不等。但以大多数人文社科书的销量，市场回报甚至不及一次性稿酬高。
【 范晔|译书为何是件“苦差事”】回望近代中国，译著与整个现代出版业及版税制度的确立息息相关。1903年严复翻译出版《社会通诠》时，与商务印书馆共同签订了我国第一个关于出版的合同，确定了各自的权利与义务、版权归属和版税支取等问题，稿酬和版税制度也由此而确立。据统计，严复因其译著在商务印书馆存入大笔版税，到1919年达两万元上下，后来购买商务印书馆的股票成为股东。严复晚年不担任社会职务，基本靠版税为生。
换言当下，一本图书卖得好不好，翻译出版前其实是个未知数，爆款畅销书虽是少数，但并非没有。
2021年10月，《百年孤独》中文版（南海出版公司版）销量累计破1000万册，可谓现象级畅销书。据了解，该书译者北京大学副教授范晔当初签订的也是一次性稿酬，也就是说，后续销量如何与译者无关。范晔透露：“据我所知，现在能拿版税的译者很少。”
一份难计回报的“良心活”
具有较高门槛的学术及严肃文学翻译是另一个议题。
2021年5月，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聂敏里及其团队耗时十年翻译出版了策勒的《古希腊哲学史》，这套书共8册300余万字，实现了国内几代学者的夙愿，受到了学界一致好评，并入选了《中华读书报》“2021年度不容错过的20种历史好书”。在外界看来，这项翻译活动可谓“功德圆满”，但由于译著不受重视，十年译书均不计入学者工作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