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汉文帝霸陵发现背后，跨越55年的考古接力( 五 )

曹龙的家乡在宝鸡市凤翔区，那是秦雍城遗址所在地。1994年，当别人还不知道考古为何物时，他已经决定到西北大学读考古专业。
三年后，曹龙的第一次实习在黄河边上。他当时觉得自己运气很差，因为同学们都挖到了遗迹，而他负责的探方什么也没挖到。老师安慰他，那片区域本来是个广场，没有房屋，“没有挖到东西，也有意义。”
“好运”在二十多年后降临。曹龙的硕士毕业论文研究的是西汉帝陵，而霸陵的发现算是弥补了其中的一些不足。“作为这个项目的参与者，很有荣誉感，我也觉得运气很好！”
考古也要看运气。
当看到外藏坑那一排排陶俑时，马永嬴感觉“像是中了头彩”。那次属于抢救性调查发掘，盗扰严重，他没有抱太大的希望。当工作人员用手铲清理最后一层黄土时，发现了陶俑的头部，再拿小刷子扫去轻尘，看到一张笑脸。那一刻，现场工作人员的脸上也展露了笑容。
汉文帝霸陵不同于海昏侯墓发掘墓葬本体，得以出土大量的金子和精美文物。这与汉文帝的节俭有关，他要求霸陵陪葬“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
对马永嬴而言，这些陶俑是社会进步的象征，陪葬陶俑代替了野蛮的人殉制度。“文物价值的判断，不在于本身材质的好坏，而是包含的历史文化信息。这些文物虽然看着很朴素，但也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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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永嬴（左一）和焦南峰（左二）在研究南陵1号外藏坑金银器清理方案。图片来源：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未解之谜
从黑陶俑被盗到正式确定霸陵，二十年，倏忽而过。
关于霸陵的考古工作，其实早已开始。1966年、1975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王学理、吴镇烽等对江村东、薄太后南陵的小型从葬坑进行了抢救发掘；上世纪八十年代，社科院考古所的刘庆柱和李毓芳，对西汉十一陵进行了系统的调查及测量工作，为后续西汉帝陵考古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001年，不法分子在江村附近盗掘出黑陶俑。当时，焦南峰等人正在做咸阳原上的西汉帝陵的考古工作，随后转向霸陵。2006年，勘探发现江村大墓及其周边外藏坑、石围界等。由此，窦皇后陵与凤凰嘴、江村大墓的关系进入考古工作者的学术视野，开启了对文帝霸陵具体位置的讨论。
大量关注和热度，来了又去。
焦南峰几乎不接受采访人员的采访。但谈到很多人认为“霸陵的发现是因为盗墓贼的盗掘”，他又忍不住提高音量回几句：“霸陵被盗，只是加快了我们抢救性发掘的考古计划。”
谈起那些被盗的文物，焦南峰痛心不已。当年的盗墓贼并不知道地底下是霸陵，他们只是猜测窦皇后陵附近有东西可挖。“盗墓贼挖到了东西，不能叫‘发现’霸陵。我们考古学的‘发现’指的是：我看见了，发掘了，然后科学地解释它。”
待媒体散去，马永嬴又带着考古队继续发掘、整理考古资料、协助地方政府编制保护规划。他的办公室墙上挂着一幅字画，那是他大半辈子的写照：“渭水桥边春已渡，白鹿原上雨初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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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鹿原考古基地内的石碑，是著名考古学家刘庆柱题写的。马永嬴说，这是他们工作的真实写照，通过探寻大地，来补证历史。受访者供图
再过四年，马永嬴就要退休了。二十多年来，心中关于霸陵困惑终于解开，他喃喃自语：“以后不会再弄错了。”
更多人关心的是霸陵未来。汉文帝主墓会不会继续发掘？考古队员们给出了否定的回答。
“考古不是寻宝，不能见一个挖一个，选择发掘的都是研究所需。”焦南峰解释，我国的文物政策关于古代帝王陵墓原则上不允许进行发掘。从文物保护的角度来说，目前很多技术还不够完善，有些文物出土后，极容易被破坏。而对陵墓本身的破坏，是无法复原的。
“我们把这笔财富留给后人，等到技术成熟、他们的研究需要时，再继续发掘。”马永嬴坦言，现在需要做的是，好好保护这些陵墓和文物。他还希望，未来能在白鹿原上建一个遗址博物馆，用于保护和展示霸陵、薄太后南陵的发掘成果，也让更多人了解中华文化。
保护的力量确实在增强。在公布霸陵的第二天，灞桥区公安部门就与考古队召开了联席会议，将设置警务室、安装摄像头、加强夜间巡逻等，加强田野文物的安保。村里的文物安全巡逻员，也增加了巡逻的频率和人数。
焦南峰又回到了书堆中，白天，他看书、查阅资料、复印有用的文献；等到晚上10点，大家睡去，他才开始梳理和写作，直到凌晨两三点。关于霸陵，他想知道的更多，霸陵的门阙和寝殿尚未确定、陵邑在哪里、陪葬墓的数量和规模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