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照宏头戴黑绒帽,戴上橙色的塑料手套,便拿起用于钻探的探铲。淡黄色的探铲需要组装,一节杆子长一米,重四五斤,他最多能提起八米的杆子。半圆形的铲子垂直插入地面,一转一提,杆子在汪照宏手中来回穿梭,圆柱形的土样陆续被取出。
10分钟后,汪照宏已经接了4米的杆子,越来越深,他的腰也越来越弯。即使吹着隆冬的寒风,他头上还是冒出了汗珠。突然间,他觉得手感不对,提上土样一看,黄土中掺着一层暗蓝色的土。
“这是陶器,在3.5米深的位置。”汪照宏拿起土块,掰碎,辨认出是陶器后,又拿卷尺量了一下深度,才给队长马永嬴打电话汇报。
早在1984年,汪照宏就加入了陕西省考古钻探公司,学习各种钻探技术。勘探汉陵,对汪照宏来说是轻车熟路。他曾在汉阳陵工作了十几年,去的第一天,就探出了墓道,“那个孔打了19米,他们之前都没找到那条墓道。”
后来,汪照宏又去了江西、酒泉、无锡和沈阳等地的考古工地。他说自己像游击队,哪里有活,就往哪里跑。2018年,马永嬴把老搭档汪照宏叫回了汉陵考古队,当时霸陵的勘探遇到了难题,围住霸陵和窦皇后陵的外园墙一直未能完整探出。
机遇出现在一个雨天。其他队员都在休息时,马永嬴拉着汪照宏出门溜达。他们走在钻探过的泥泞小路上,突然发现路边的断崖有点不一样,雨水冲刷后,看到了夯土墙的痕迹。马永嬴说:“我们当时很激动,这也是发现外园墙的证据。”
识土辨土,是考古人的必备技能。不同的土,质地、颜色和结构都不一样,考古人用肉眼就能看出。马永嬴举了个例子,“温暖湿润时期的植被丰茂,相应形成的土层颜色较深;寒冷干旱时期植被稀疏,形成的土层颜色较浅。而古代的墙是通过夯打土块形成的,夯土上面会有夯窝,就像石头饼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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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园墙墙面的夯窝。受访者供图
如何在一片平地之下找到两千多年前的夯墙?
考古人善于寻找遗存的蛛丝马迹。有一次,曹龙在下雪后航拍,茫茫白雪中,有一处地方融得很快,土地裸露了出来,这意味着下面可能存在墓道。还有一次,他们看到一片绿色的麦田中,有一圈金黄的麦浪,“下面可能有城墙,麦子扎根扎不下去,熟得早。”
“我打铲(钻孔)就凭手感,拿铲子打到啥土,就有啥感觉。”洛阳铲在手中握了三四十年,汪照宏练就了一番绝活。他不用看土块,光凭手感就能辨别地下有何物——有水分的夯土像橡皮泥,陶器或瓦片的声音比较脆,有盗洞的土手感比较松等等。
但要探出被破坏严重的外园墙,对汪照宏来说,也很难。他翻开了田野考古日志,上面记录他曾钻过的孔,密密麻麻。他已经不记得到底钻过多少个孔,错了,再钻,找不到,再钻。有时候,好不容易发现两三米的夯土痕迹,又断了,七拐八拐,断断续续。
“在地下找夯土本来就不容易,我们这是在夯土里找夯土。”马永嬴介绍,江村大墓位于白鹿原西端,这里的地势本来就不平,当时的人们为了建陵园,将低处垫平,再建造夯墙。
考古工作者们参照之前汉陵的外园墙范围,不断尝试。汪照宏和两个钻工不停地用洛阳铲刺探地下,一个多月后,他们终于慢慢探出了一段墙基遗存。他再次发挥识土的功力,“土质比较纯净,结构致密、较为坚硬,这就是夯土的特征。”
“发现夯墙的时候很高兴,这是关键性证据!”马永嬴双手比画着夯墙的宽度,难掩激动。这段夯墙把江村大墓与窦皇后陵围在了一个长约1200米、宽约863米的陵园内,而这正是西汉的皇帝和皇后合葬使用的“同茔异穴”葬制,同一个大陵园体现的就是“同茔”。
这一关键性证据出现在2019年,经过反反复复的钻探和验证,直到2020年才确定下来。马永嬴感慨:“霸陵的位置不是一天就能确定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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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永嬴(右一)带着工作人员在凤凰嘴山腰上勘探。图片来源: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发掘“动物园”
刷子轻扫黄土,青灰色的陶棺露了出来。张婉婉戴着手套,小心翼翼地挪开棺盖,一只鸟的小脑袋出现了,像鸡蛋大小,鸟骨侧躺在陶棺里。那一刻,她忘记了长时间弯腰的酸痛,觉得“惊喜又可爱”。
这个90后女生留着泡面卷发,毕业后入职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两个月前,张婉婉来到汉陵考古队,参与霸陵遗址的考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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