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衷|朱虹璇：只为告诉你，初衷是多么重要( 二 )

2016年，当时《九人》的舞美设计里有一个圆形的挂钟，演出的时候因为没有经验，悬吊它的时候只用了一根线。这个钟是一个圆形的，线又很长，就没有办法完全固定。于是，台上一边演，这个钟就一边转。朱虹璇说：“那一年的戏讲的是一个报社的故事，大家从深夜一直讨论到黎明，有一些关于公平正义的探讨，也有正反两方的交锋。演出后，就有观众来问：这个挂钟的设计，是不是为了说明时间的流逝，以及是不是当主人公占优势的时候，这个钟就转到了正面，当这个钟转到背面的时候，就表示黑暗的力量占上风？观众会非常友善地去做解读，但这完全就是因为我们当时做得很糙。现在想想，那时二十多岁，大家就是单纯想要一起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虽然各自有自己的工作，但还是愿意挤一点业余时间，请几天年假，出来做个戏。它更像是老朋友之间的一个约定。至于这个作品本身的质量怎么样，能够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是不是能够作为一个立得住的商业作品，当时我们的考虑都是比较肤浅的。”
幽暗48小时，带来“一转念”
剧团的转型在2017年。那年演出的作品当然也叫《九人》，写的是一个诊所里发生的故事。当朱虹璇事后再回忆那一年的意义，戏本身已经没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幕后的故事给整个团队带来的影响。
这个戏的舞美，需要在舞台上布置五千多个药瓶。剧团预算捉襟见肘，请不起舞美工厂，也请不起装台工人。整部戏的舞美从设计到制作再到装台，全是剧团的人自己上手。“当时我们在北大找了一个地下室，剧团里的几十个人，不管是演员还是幕后，大家带着自己的亲属、男女朋友、志愿者、师弟师妹，在这个地下室里干了四十八个小时。工序非常复杂，要先给药瓶打孔，往里面装红纸片，然后往瓶子里穿线，穿完线以后要用热熔胶固定。最难的是进了剧场以后，要把这五千多个吊瓶挂在一个三米乘七米的大钢架上。没有阳光的地下室、黑黢黢的舞台，大家都在低头忙碌着。我在那个场景里，举目四望，突然就觉得不能再这么干下去了。大家出于一份爱也好，出于老朋友的情谊也好，我们在这里用自己并不够专业的技能、消耗着并不够高效利用的时间，去完成一个最后也不是很完美，甚至比较粗糙的作品，我们做它的意义是什么呢？”
从朱虹璇产生这个念头的那一刻起，剧团就开始走向了完全不同的新阶段——开始思考怎样更专业地去做一个作品，怎样经受住市场真正的考验，“作品是要能养活团队的，或者它至少可以负担本身的制作经费。”
“才刚立下这个宏图大志，紧接着的2018年我们就做了《落梅风》，成功地亏损了十几万。”朱虹璇笑言——“人生故事的起起伏伏，就是这样让人意想不到。”
当时想要把戏做得专业，所以剧团投入了很多去做舞美、灯光等。
“为了台上出现不到一分钟的打戏，我们请了一个武术指导，女演员路雯练了两三个月，每天身上都是青一块紫一块的。
“我们还做了皮影的设计，这个戏里面所有的蒙太奇都是用皮影来表述的。从设计皮影的花样到把皮买回来，泡软、晒干，然后雕刻——所有的东西全都是我们自己做的。演出的时候，幕后人员需要蹲在后台两个小时操作皮影，他们都吐槽说，为了做这个戏，他们已经快学会一门非物质文化遗产了……
“那一年的戏从成色上来说，进步了许多，也得到了更多观众的认可。当然也亏了很多钱，但我们的制作人自我安慰说，这叫战略投入。”
这一年，也是朱虹璇第一次做导演。“之前我只做编剧，那一年开始因为做了很多文本以外的尝试，让我觉得摸到一点导演这个工种的方法，也更加坚定了想把这件事情做得更好的信念。”
决心辞职做戏，转角遭遇疫情
之后“九人”迎来了2019年，这一年的原创作品叫《四张机》，也是剧团第八年的作品。
这个戏讲的是1919年五四运动之前，老北大的几个教授——有的是保守派，有的是求新派，还有的是骑墙派，几个教授在评判四张卷子，为了决定一个录取名额，在会议室里吵了一整晚。
“这也是我们第一次用民国题材去表达更多对于现代社会的思考，比如教育公平，比如为什么要有大学，或者在大学应该怎样兼容并包，求同存异。”
《四张机》是2019年“五四”左右的时候首演的，演到第三场的时候就开始一票难求了，后面基本上每一场都是满座。
《四张机》的成功，让朱虹璇冒出了一个新的念头：“我当时想这是不是老天爷给了我一个信号，告诉我终于可以全职出来做这件事情了。之前我们团队里，包括我在内，所有人都是百分之百兼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