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馆|为什么非常有地位的历史学家愿意为民众写史( 二 )

陆大鹏：我刚到出版社上班的时候，大家好像还不太讲虚构、非虚构的概念，业内经常说的概念是小说和非小说。
现在我们看到的很多历史书，比方有一本讲王莽的书叫《祥瑞》，如果在欧美的话，一般不会说这是一本nonfiction（编者注：非虚构），因为这是一本通俗历史书（popular history）。像何伟写的《江城》，或者像罗新教授喜欢的那种游记文学，还有像上海译文出版社的译文纪实系列，这种新闻纪实写作在欧美叫nonfiction。欧美一般不会把《祥瑞》这种给大众看的历史书称为nonfiction。我们这边似乎容易把这两个概念混淆，把《祥瑞》称为非虚构作品，非虚构和通俗历史在欧美是分得非常清楚的。
但是，非虚构写作，或者说新闻纪实写作，或者叫纪实文学，跟历史书其实有非常紧密的关系。一个优秀的非虚构写作者，后来往往能够把自己培养成一个好的历史研究写作者，例子非常多。像《古拉格：一部历史》（Gulag： A History）的作者阿普尔鲍姆，她本来是一位时政采访人员，现在大家应该都会承认，她是一位相当优秀的历史学家。几年前我曾经在英国采访过她，我当时就问了她关于非虚构写作和历史写作的关系。阿普尔鲍姆说了一句话：“非虚构写作，就是历史写作的预备。”
赵琼：你翻译了那么多作品，其中有非常多优秀的历史著作。从译者的视角，你是如何看历史学家把历史写给大众的？
陆大鹏：一方面我在翻译给大众看的历史书，另一方面我也在做编辑，引进这样的历史书。值得一提的是，我所了解的英美的历史学界跟欧洲大陆的法国、德国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
像英国非常顶级的学者理查德·埃文斯，他研究纳粹德国的“第三帝国三部曲”在中国很受欢迎。他写了大量的大众历史书，还写了一本讲英国史学史的小书，叫《世界性的岛民：英国历史学家与欧陆》。理查德·埃文斯认为，英国的史学界跟欧陆很不一样。英国人是有世界性的岛民——既然是岛民，就可能眼光比较狭隘，但是英国人又非常有世界性。并且，英国的历史写作有文学传统，比较注重文学上的训练，强调历史书要有一些文采，能够被大家所接受。
同时，英国的历史学家还非常擅长写其他国家的历史，比方说英国人写德国历史写得非常好，研究苏联也研究得非常好。但反过来，德国历史学家如果研究英国、写英国历史，在英国则比较少能被接受，也比较少被翻译成英文。当然美国跟英国一脉相承，也是类似的，美国作者也非常擅长给大众写历史书。
我曾经采访过剑桥大学的大卫·阿布拉菲亚，他本身是研究地中海史的。我问他，为什么在英国历史学界，非常有地位的历史学家会愿意给大众写书？他认为，受过专业训练的优秀的学者，有责任和义务为公众写书。因为他们如果不写的话，这个阵地会被一些水平不够的人占领，会误导大众。所以他认为英国的历史学家是应当有义务来做一些公共服务，给大家写一些比较好看的历史书的。
历史的写作要有文学性，文学的写作应该有历史感
王笛：美国最近二三十年还用了另外一个词，就是public history，公众史学。史学家写历史是作为一种学术研究，主要是史学家专业之间的学术对话，观点之间的讨论，是为了认清历史的本身。但公众史学兴起以后，这些历史学家意识到要让历史写作走出象牙塔，引向大众阅读。
过去，不光是中国，包括西方的历史学，越来越像社会科学的研究。最典型的就是我那本《跨出封闭的世界》，用统计学、社会学、经济学的概念去研究历史。这些年来，我自己的历史写作其实越来越接近于叙事，越来越考虑历史写作的文学性。海登·怀特写了《元史学》（Metahistory），他发现不管是什么样的历史写作，在历史叙事下面都有一种潜在的结构，这种结构其实是符合文学的划分，有喜剧、悲剧、讽刺剧等等。而且我们历史研究也会运用文学的修辞手法，转喻、隐喻等等。海登·怀特这本书出版以后在西方引起广泛的关注，在中国也越来越有影响。
其实中国也有这样的传统，如果我们把历史写作追溯到司马迁，他的《史记》经常被选择作为我们中学和大学的古文范本，它除了是一本历史书，也是一部非常好的文学作品。而后来我们的历史学发展，特别是到20世纪新史学的兴起，受到西方专业化历史写作的影响，就是要去寻找真实的历史，不要用情感，越来越把历史科学化了。
我1990年初到美国，发现美国研究生课堂上所读的书，非常少所谓传统的社会科学的研究，更多的是人文学倾向的历史研究著作。在欧美接触的这种人文的历史学，对我有深刻的影响。我在写博士论文的时候就在思考，到底应该怎样表达成都的文化。从《街头文化》到《茶馆》，然后到《袍哥》，我自认为到《那间街角的茶铺》，越来越靠近了叙事的历史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