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武|王安石应时而变法，为何未能如愿？王锐、萧武聊宋史( 三 ) 公示|文明|佛山市|大数据|总结

王安石变法为何失败？
王安石在变法过程中曾说，“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这话展现了王安石在变法上的大气魄，或者也许从另外一个角度而言，也有可能是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萧武和王锐在分析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时，提出了三点立论：
*力主“节流”而非“开源”，司马光等反对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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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儒家不主张朝廷收税过多。萧武认为，王安石变法得以实现的一个主要背景在于儒学在唐中后期的兴起以及宋朝士大夫阶层政治意识的觉醒。司马光是反对王安石变法的著名保守派领袖，但在庆历新政时期曾经热情支持过范仲淹主持的变法。王安石认为国家并不缺少财富，而是财富都散在民间，所以需要“理财”，也就是通过各种方式来加强国家的财政汲取能力，把财富集中到国家手里来。而司马光则认为，如果国家汲取太多，留给老百姓的就太少了，所以反对王安石的“理财”之说。简单之，司马光等人认为改革的重点应该在于“节流”，减少支出；而王安石主张“开源”，增加收入。
王安石的改革政策推行开来之后，也确实在一些地方变成了盘剥老百姓的方式，引起了强烈的反对。比如青苗法，原意是在青黄不接的时候，国家以低息给农民房贷，帮助他们渡过这个困难的时期，等到秋收之后，再偿本付息。理论上说，这是为了帮助农民，避免农民向富户借高利贷的时候被盘剥。在仁宗时期，这个办法就在浙江等一些地区推行过，总体比较成功。但当王安石把这个办法推广到全国的时候，地方官员发现房贷有利可图，而且朝廷希望能获得更高的收益，因而变成了地方官强行给农民摊派，而真正有需要的农民却得不到贷款。最终，一个本来为了便民的政策，变成了盘剥农民的政策。
*王安石用人注重行政能力，无法兼顾理想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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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是北宋官僚政治自身的弊病。王锐认为，就变法的主导者一方来说，正如宋史名家刘子健的分析，王安石虽然向来重视培养有德之人成为国家栋梁之才，但在官僚集团内部反对变法者众多的现实环境下，为了能让自己的变法主张得到有效施行，他往往会选择那些有比较强的办事能力，并且能够遵从自己政治路线的人作为左膀右臂。但这样一来，也就让不少热衷仕宦、缺少操守之徒乘机进入新党阵营之中。
这就导致新党内部时常出现彼此倾轧，曾布与吕惠卿之间的矛盾就是典型例子。更为关键的是，由于王安石过分注重所用之人的行政能力，对其理想信念缺乏考察，导致他所用的人只能帮助他处理政务，而不能实现儒家政治理想当中对于改善风俗、增进民德的愿景。换言之，他所用的官吏，多属“术”有余而“道”不足之辈。再好的良法美意，交给如此这般的人去办理，也很难保证不走样。
*均输法等缺乏信息流转制度的保障，造成愿好效差
最后，当时技术手段不能支持改革的需求。王安石改革的一项重要举措均输法希望由朝廷来调节物资供给。但是其中的技术弊端在于宋朝没有目前的信息采集技术手段。信息的传递技术是相当落后的。换言之，朝廷作为中央集权政府在难以掌握信息的情况下，难以对物资调控做出精确地、快速的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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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雨、刘郑宁、柴俊三位提问听友获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奖品书《中国现代思想史十讲》（作者王锐）
王锐和萧武的讨论引发了听众的提问参与。这场讨论也启发听友如何看待中国历代政治。王锐建议，首先研究历史要从读制度史入手，少沉湎于轶事八卦。其次，固然需要借用各种现代社会科学工具，但不能不顾古代历史的演进特征，一味将一些当代的政治想象填充进去。比如说，今天一些人认为北宋有所谓的皇帝和士大夫“共治”之局，但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里早就指出了，北宋政治的特征就是“君权之侵揽”与“相权之分割”，明明是君权想独大，何来“共治”？又如，北宋的言官表面上声音很响亮，但台谏皆针对朝中官僚，不再针纠正皇帝，导致时常沦为“为反对而反对”的党争工具。这些历史，岂能随意比附冷战结束之后的某些政治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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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4日晚，讲座结束后听友开视频和嘉宾合影留念部分截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