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云|历时十年，作家张云为1080种妖怪上“户口”( 二 )

与“妖怪总是作恶”的印象相反，给1080中妖怪上“户口”后，张云发现，“几乎90%的中国妖怪都是与人为善的，除非被招惹，否则不会主动伤害人”。
【 张云|历时十年，作家张云为1080种妖怪上“户口”】这与日本妖怪很不一样，在张云的感觉中，日本的很多妖怪是冰冷的、带有怨气的，例如三岛由纪夫《付丧神记》，讲述了被扫地出门的一堆旧器物，幻化成精后找人类复仇的故事。相比之下，张云最喜欢记载于明代《耳新·卷之七》的名为“提灯小童”的妖怪——家里一把破旧的笤帚变为提着灯笼的童子，接老头回家。 “中国的不少妖怪故事充满了温情，妖怪很多时候站在人群之外，想和人产生关系。这反映出了中国人的价值观，不是侵略性，而是以和为贵、与人为善、渴望交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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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妖怪的性格，是人的性格，也是一个时代的性格”。不同时代的妖怪故事，折射出了不同时代的烟火气、社会状态与人类心理。
张云介绍，先秦时期的妖怪多充满雄浑的浪漫主义气息，气势磅礴；魏晋时期讲究风骨，妖怪也是敢爱敢恨，“女妖怪和男生恋爱，就很直接，喜欢你就要你跟我走”；唐代的文化多元包容，妖怪也有多种形态，关于爱情的故事也特别多，出现了大量狐精、花精；而到了宋代、明代，含蓄符合当时的社会价值，妖怪也变得含蓄。
张云还发现，志怪小说往往与历史记载交织在一起，妖怪叙事除了会影响人的日常生活，甚至会潜移默化影响到历史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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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月精”记载于唐代《甘泽谣》。武则天夺权后，在选侄子武三思还是儿子做继承人上犹豫不决。武三思家一歌姬名叫素娥，舞姿优美。一次武三思邀狄仁杰赴宴，想请素娥出来表演，却不料素娥躲在屋内哭泣，称自己是花月之精，天帝派她来动摇武三思的心志，要兴李氏天下。狄仁杰是正直之人，她不敢见。说罢便消失不见。第二天，武三思秘密向武则天奏明此事，武则天叹道；“看来，李唐当兴，这是上天的安排呀”，最终让位给了自己的儿子，还政李唐。“这个故事反映了当时老百姓的思想，他们在情感上还是怀念唐朝”，张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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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讲神仙，为什么还要创造妖怪？
这些年，张云始终在为中国妖怪学的建立与推广努力。在推广中国妖怪学的过程中，张云遇到了很多质疑，其中一点在于，中国人讲神仙，为什么还要创造妖怪？我们现在讲妖怪，有什么意义？
对此，张云解释道，妖怪与神仙的源流一致，“人类在最初要去征服、改造自然的时候很渺小，很多事情解释不了，因此创造了神话、妖怪等进行祭祀和巫术”，妖怪与神话故事都是人同自然等未知世界沟通的桥梁，它们与文明的根系纠缠在一起。
当人类的文明程度越来越高时，神仙与妖怪产生了分化，它们产生了几点区别：一是人们的态度，对于神仙，从统治者到学术文人都很崇敬，地位非常高，而妖怪则站在社会价值标准的对立面，对于儒家来说，妖怪是“离经叛道”的存在；二是二者的叙事话语不同，神话讲述的多为盘古开天辟地这类创世界的宏大主题，被崇拜、祭祀，而妖怪是“非常草莽、细微”的，更加贴近日常生活，成为了百姓传达政策、思想、讽刺现实的闲谈。与此同时，妖怪和神仙并非完全脱离，也是有交织的，“有一些妖怪，例如东北的黄大仙，因为能给老百姓带来财气运气，慢慢变成了被祭祀的神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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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云提到，中国有一种说法叫“妖由人兴”，妖怪的故事是一面镜子，从另一侧面反映当时的人心、欲望和表达。中国具有教化意义的妖怪故事特别多，这是儒家价值观的体现。目前，中国的神话研究以及成果得到了广泛重视，妖怪学却没有建立。“不能忽略对于中国妖怪文化的研究，它和中国神话一样，同属于民俗学中重要的一部分。”
推广中国妖怪学过程中，张云还发现，最难之处在于改变人们的观念，“大家一听妖怪就觉得是封建迷信，但其实并非如此，应该从文化学、社会学、历史学、民族学的角度辩证看待。妖怪故事有很大的文化价值，是了解中国人从哪里来以及中国社会变迁的一个切口，也是推广中国文化影响力的一张名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