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放犯|罗新：契诃夫看见了同时代人避而不见的真实(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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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哈林岛码头
1890年7月10日，契诃夫乘贝加尔号轮船横渡鞑靼海峡，到达萨哈林岛，之后在岛上的多个地点连续生活了三个月(确切地说，是82天)。他的名声、社交能力和关系网为他带来了巨大的好处，使他以非官方身份，竟然获得了准官方人员的调查机会，除了不能接触到政治犯以外，几乎不受干扰、畅通无阻。
像一个训练有素的社会调查专家，他设计了一种简洁易用的人口调查卡片，用来采访几乎全部苦役犯、流放犯和定居者，自称填写了上万张卡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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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卡片
但他又说，他使用这些卡片不过是为了使他的调查显得正式，他真实的目的只是接近被调查者，让他们“打开”，好听见他们的痛苦、绝望与淡漠。
他走访了所有的监狱和几乎所有的定居点，采访过数千人，参观过全部医疗设施，多次参与接诊，目击过犯人被折磨和处决的过程。
他总是早上五点起床，白天采访，晚上整理笔记。高强度的工作使他的眼睑出现持续痉挛，他只好不停地眨眼。不祥的咳血再度发生，而且，还有令他难以忍受的头痛。
按研究者的说法，这些与他后来健康状况的恶化和早逝是有关系的。如果这个说法是靠得住的，那我们可以说，这部跨文体非虚构作品真称得上心血之作、生命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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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哈林岛所见
对于那些先接触契诃夫短篇小说和戏剧作品的人来说，读这本书时你会吃惊地发现他对数据的大量使用。这些无处不在、清晰明确的数据，对当时读者的意义究竟如何，也许已难猜想，而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简直就是档案资料一样真切强硬。契诃夫仿佛刻意要提高自己写作的科学报告的价值，多次直接抄录官方文件。他要呈现一个真实的萨哈林岛，他要让俄罗斯中心世界的人们看到所谓的刑徒殖民究竟如何。
他用冷峻的文句和数据，描绘出利用刑徒流放制度拓殖远东是多么失败，不仅达不到设定的目标，而且对于所有参与者，无论是罪犯还是管理罪犯的政府官员与普通士兵，都造成了深重的人道灾难。
契诃夫不能接触政治犯，当然是一大遗憾，但也许反倒强化了他这部作品非政治化的基本特征。他接触的都是被法庭确认的刑事罪犯，至少从法律角度可以说他们都在承受自己犯罪行为的后果。
然而罪犯也是人。契诃夫正是把他们看作人，正是看到了他们是人，才揭示出萨哈林岛上的徒刑实践，是多么反人道甚至反法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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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哈林岛所见
这本书在内容与形式上都有科学报告的性质，然而它不止是一部科学报告，它的几乎每一个章节都燃烧着炽烈的人文关怀，这使它超越了田野调查的属性，而进入文学写作的最高境界。契诃夫对边缘人、对苦难中的人，似乎有种与生俱来的感同身受。
他对萨哈林岛上女性、残疾人、老人、儿童的处境格外关注，用笔墨最多，大概是因为这些边缘人中的边缘人，最能体现流放制度及其实践的邪恶。
作为医生，他注意到欧洲人带来的传染病(如天花和梅毒)对西伯利亚土著人口的毁灭性打击，他也努力试图理解土著人口的急剧减少原因到底何在。
他在记录那些令人无法忍受的事件、人物和境况时，语气平和，冷静克制。这样的叙述风格与全书作为观察笔记的性质互相支撑，强化了内容的思想张力，使阅读总是处在亢奋与爆发的边缘。
一部伟大的作品必定具有超强的可读性，何况它的作者是契诃夫。他在西伯利亚旅途中写给亲友的信上说：这里没有人害怕说出自己的想法。
对契诃夫而言，说出自己真实想法的途径是很多的，最重要的不是想什么，而是看见什么。看见同时代人没有看见或避而不见的，然后用最好的写作表达出来，那是他的职责所在，当然也是他最令人赞叹的本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