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一流名家，洞悉千百年来中国人财政治国的秘密|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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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治国理财经典阐释》
刘守刚林矗宋浩天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今天的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面对着如此悠久、如此规模的国家，当今中国人在自豪感油然而生的同时一定会有疑问：如此庞大、如此复杂的国家是怎么兴起、如何维系的？它是怎么进行有效治理并创造出灿烂文明的？为什么中国在向现代国家转型时并未出现奥斯曼土耳其帝国那样的崩解局面而实现了整体的转型，可相对于日本来说为什么现代国家转型之路却又如此的艰难？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要回答上述问题就需要洞悉千百年来中国人用财政工具治理国家的秘密。要洞悉这样的秘密，除了要阅读以增长智慧著称的历史著作外，还有一个必要的途径就是，读那些第一流政治家与思想家的作品，看看这一个个鲜活的历史人物在当时对运用财政工具治国是怎么想怎么做的。本书的目的就在于，选编一些在历史上影响国家治理与理财活动的经典文献，并站在今天的角度加以阐释，以揭示古代中国成长的财政轨迹及其中积淀的历史智慧，并分享那些曾经最伟大的头脑在思考国家制度设计、治国理财方法时迸发的智慧灵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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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一书，被中国政治思想史学者认为是一部具有启蒙性质的批判君主专制的名著。该书通过对历史经验的深刻反思，批判了秦汉以来特别是明代的君主专制制度，激烈地反对“家天下”的观念，提出了“天下为主，君为客”等一系列具有近代政治色彩的主张。在书中，黄宗羲虽然没有从根本上否定君和臣的设置，但主张君主开明、强调平等因素、要求扩大社会对执政者的监督权等。在中国治国理财思想中，黄宗羲的主张具有衔接古今的意义，既承接了古代治国思想中主张的君主职位公共性等成分，又为未来中国向现代的转型奠定了基础。在清末维新变法运动中，《明夷待访录》对谭嗣同、梁启超等人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后来，它又影响了辛亥革命时期的孙中山、邹容和陈天华等爱国志士。
一、黄宗羲的田制理论
在黄宗羲看来，土地制度的设计，一要体现君王有养民的责任，立田制需要承担为民制产的责任；二要承认民众“人各得其私”“人各得其利”的合理性。他借古名“井田制”来命名他的制度。
（一）黄宗羲的井田制方案
一般认为，中国古代的井田制盛行于西周、瓦解于春秋时期，它在性质上应该是土地国有制或者某种共耕制。不过，对于该制度的具体内容，当今学术界仍有较大争议。《孟子·滕文公上》一文中是这样描述井田制的：“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也就是说，长、宽各百步的方田称为一“田”，一田的面积为百亩，作为一“夫”，即一个劳动力耕种的土地。把九块方田摆在一起，恰好是一个“井”字形，井田因此而得名。《周礼·地官·小司徒》也如是记载：“乃经土地而牧其田野，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四甸为县，四县为都，以任地事而令贡赋。”此处一井的面积是方一“里”，一百井是方十里，可容纳九百个劳动力。对于井田的具体内容，后世学者的普遍看法是：所谓的“井田”，其实质是由政府出面进行规划、拥有一定面积与疆界的田地；井田规划在各地区又各不相同，有些地方采用十进制，有些地方则以九块方田叫一“井”。
到了帝国时期，土地制度名义上全部归皇帝所有，但在实际上产权分别属于国家、地主（包括皇室在内）和自耕农。一般来说，只有在特殊时期（如战争期间）或者特别地点（如边疆地区），国有土地制（即官田）才比较盛行。如魏蜀吴三国时期的屯田制，有军屯和民屯，土地皆属于国有，而屯田之民只有土地使用权。在帝国正常时期，君主除了留有一部分土地在自己手中（即皇庄）外，大多数土地以授田、恩赏、出售或确认占有等形式，归为地主或自耕农拥有，只有少部分以官田的形式保持着国有的状态。不过，帝国君主对于民众的土地仍保留调整的权力，特别是在王朝中期土地因兼并而呈集中状态时，调整田制常常成为一种强有力的呼声。到了宋代以后，国家“不立田制”才成为政府的自觉行为。
到了明末，因土地高度集中于官僚地主手中，大批无田耕种的农民流离失所。为了合理配置土地资源，黄宗羲提出改革土地制度。在《原法》篇中，黄宗羲便已主张恢复井田制度。在本章所选的《田制》诸篇中，他再次提起古代的井田及“什而税一”制度。他说，古时土地广阔，民有田可耕，“盖土地广大，不能缕分区别。总其大势，使瘠土之民，不至于甚困而已”，又称“古者井田养民，其田皆上之田”。在井田制度下，土地皆由君王授予人民，即君主为民制产。但在此一制度被破坏后，人民只好自行出钱买田。此时君王并不授田于人民，却还要向人民抽税，因而即便税率再低，都比井田十分税一来得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