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宣言|黄力之教授导读《原版初心》：在党的出版早期文献中体味大历史( 三 )

该书译者李季在《社会主义史》自序中指出：“我国自‘五四’运动以来，新思潮震荡全国，真有‘一日千里’之势。近一年来新出版的报章杂志有好几百种，都竞谈世界各文明国的新学说，是社会主义尤为谈论的焦点，并且很受社会上的欢迎。但是我们要讨论一种学说，对于他必先具一种有统系的知识，才能够判断他的好歹，决定他是否可以实行。社会主义运动在欧、澳、美各洲非当（常）发达，而派别亦复甚多，我们对于这种运动要想具一种有统系的知识，须先从历史下手，我译克卡朴《社会主义史》的目的就在这一点上。”
值得注意的是，此书作为社会主义运动的概览，对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也起了这样的作用，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记载了毛泽东曾说：“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阶级斗争》，考茨基著；《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可见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本书还是将其作用发挥到了极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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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行漫记》
三、革命热情与理性思考：中国头脑对外域思想的消化
对外域思想进行消化，然后转化为自己的话语，这是早期马克思主义出版史的另一个重要方面，《中国革命论文集》《社会主义讨论集》《社会进化简史》几部即是典型作品。
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是英国哲学家罗素所引发出来的。1920年10月，罗素对中国进行了为期十个月的访问，这个时间段正是中国共产党创立的关键时刻。罗素在长沙作了关于“布尔什维克与世界政治”的演讲，引发了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张东荪陪罗素去了湖南，回来后在《时事新报》上发表《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一文，他说自己发现“中国的唯一病症就是贫乏，中国真穷到极点了”，根本“没有谈论什么主义的资格，没有采取什么主义的余地”。张东荪援引罗素的观点，认为只有在中国发展实业、增加“富力”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对张东荪的言论，陈望道、邵力子等人发文批评。《社会主义讨论集》收录了论争的几篇文章，作为第三部分，另命名“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陈望道直接质问张东荪，“你现在排斥一切社会主义……却想‘开发实业’。你所谓‘开发实业’难道想用‘资本主义’吗？你以为‘救中国只有一条路’，难道你居然认定‘资本主义’作唯一的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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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素（1872—1970）
然后，陈独秀去信罗素，说：“过去的大战争及将来的经济大革命都是资本主义之产物，这是人人都知道的，幸而我们中国此时才创造教育工业在资本制度还未发达的时候，正好用资本主义来发展教育及工业，免得走欧美日本底错路。但是近来中国有些资本家的政党的机关报屡次称赞你主张：中国第一宜讲教育，第二宜开发实业，不必提倡‘社会主义’，我们不知道这话真是你说的，还是别人弄错了呢？”
罗素是否回复陈独秀，现不得而知。不过，《社会主义讨论集》对论争文章的收录，让今天的人们看到，在当时，主张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试图避开资本主义社会阶段的人，的确已不是个别，说明时代潮流浩浩荡荡。
施存统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1922年当选为青年团中央第一任书记。1921年8月，中共一大已经开过。施存统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一文（见《社会主义讨论集》），这篇文章讨论社会主义，坚持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法兰西内战》的第一个中译本由吴黎平、刘云即张闻天翻译，1938年才在延安解放社出版，施存统可能是凭据外文版）中的观点：“劳动阶级要想达到自己阶级的目的，单靠掌握现存的国家是不济事的。”由此，施存统否认了议会政治的幻想，他说：“那些要想在议会里实现社会主义，死守有产阶级德谟克拉西的先生们，在这一点，明明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教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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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存统（1898—1970）
但是，在论及中国问题时，文章对照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中的社会主义阶段理论，提出：“如果在中国主张马克思主义，实在没有必要违背马克思主义底精髓，乃正是马克思主义精髓底应用。我们很知道，如果在中国实行马克思主义，在表面上或者要有与马克思所说的话冲突的地方；但这并不要紧，因为马克思主义本身，并不是一个死板板的模型。所以我们只要遵守马克思主义底根本原则就是了；至于枝叶政策，是不必拘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