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知青时,在西双版纳景洪坝正南边的南联山,现在这里已高楼林立,佛像高矗,游人穿梭,已成为了避寒山庄和南联山旅游度假区。七十年代初,我从连队的夹皮沟里,调到了南联山的山脚下的六营营部工作。那时,我们六营是个老农场,机关干部基本上以老同志为主,他们都已结婚成家,拖儿带女。白天,我们一起上班、下队、办公,晚上下班后,他们各自回家,亮上电灯,炒小锅菜,喝上一杯包谷酒。那时,虽然生活很清贫艰苦,但他们没睡透明、进风、的竹排草房了,住在那土坯墙的瓦房里,还是充满了小家庭温情脉脉。天黑了,如果球场上没放映露天电影,他们都会早早地抱着老婆、孩子,上床享受天伦之乐了。我是机关唯一的大龄单身汉。下班后孤单一人,回到单身宿舍,除了翻翻无聊的报刊、书籍,上班倒还成了乐趣,办公大楼人多,闲了无事,去各办公室,串门走户,吹牛谈笑,搞运动时,写写画画忙一点,平时,一张版纳报,一杯普洱茶,再来一包“春城”烟,加上四季无冬天,青山绿水,风景如画,除了生活上差点,我身边没老婆陪伴,享受不到那些男女那些欢事外,日子还是好过。实际上,对我来讲,最难过的还是星期天休息,那的确有点空虚无聊,每到休息日,办公楼空无一人,有家属的同事见我单身孤寂,可怜巴巴,又不开伙仓。他们炒点荤腥,包点饺子,都会让他们家的孩子早早来我宿舍敲门,预先请我去他家吃饭喝酒,当然,请我去家里吃饭的,还有个小女孩,那就是我现在的妻子。所以,每到星期六下班后,我最喜欢下连队,去找几个比较要好的知青,去骗吃骗喝,寻欢作乐了。当然,那个时期,也免不了享受过他们冒危险,偷鸡摸狗来的“赃食”了。但作为一个“机关干部”的我,为了填饱肚子,也只能装聋作哑,“不知内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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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代,作者当知青时,在工作的办公大楼前留影我有几个同批上山下乡去云南的知青,到了兵团后,被拆散了,分在了各个连队,平时,每天忙着上山干活,无空来往,只有节假休息日,我们会爬山越岭,你来我往,聚在一起,千方百计,弄点下酒菜,管它树上的生木瓜,山上的苦竹笋,刚开的芭蕉花,路边的野茄子,河里的小鱼仔,水田里的小泥鳅,当种子的花生,甚至,渔塘里偷的鱼,鸡圈里摸的蛋,如果能上山抓到个竹鼠,采到了野磨姑什么的,那真是山珍野味了。只要能下酒的,我们会想尽办法,从老百姓那里弄来苞谷酒,甘蔗酒,甚至涂橡胶树的工业酒精,渗点水,放点糖,大家围着席地而坐,赤膊上阵,比划着拳,喊着酒令,顿时,碗碟翻身,酒鬼们脖子里横搭着湿毛巾,大汗淋漓,真不逊色《智取威虎山》中的一群土匪,在周围看热闹的女知青簇拥、起哄下,酒鬼们“人来疯”了,不管会喝不会喝,都拿出“死都不怕”的英雄气概,……。 要不了多时,酒鬼叫声渐渐轻了,摆头摇脑的也来了,讲话声调慢慢变低了,有的趴在草房边吐出黄胆水的,也有大哭着想家了,喊着妈妈,要回上海的,边上的女知青们,有骂自己男朋友的;有捧腹大笑,蹬在地下,起不来的;还有人醉了,叫着太热了,拼命挣扎着要脱裤叉解热的,吓得女知青没命的逃走的;还真有想看出洋相的女知青,站在原地,纹丝不动,她说想看看,男人下面那个东西,到底是什么样的……这一场面,常常都会乱成一锅粥了,但是,这恰恰又是知青最疯狂、最开心的时候。也许,这样才能让知青们,以酒麻醉自己,忘了一切,跌宕起伏,真是酣畅淋漓,有人叫嚷着要找老婆;有人大哭着想回去见妈妈;也有人臭骂着连队领导……,大伙乱开“无轨电车”,他们无限释放着心中,那些不着边际的苦处。那时,真是好酒的知青们最向往的时光,一有机会,大家就会聚在一起,喝啊、叫啊、唱啊、哭啊、笑啊,这种场面,不知重复过多少遍,还有人美其名日,这才是“革命的乐观主义”。我记得有一个星期六,下班号吹响,我急忙回到宿舍,背起军用挎包,装上几包烟,和往常一样,向营部南边的一条小路走去,先到七连,叫上我同批去云南的黄X,他的绰号叫“逃亡地主”,他还是我的酒肉兄弟。他的这个绰号也是我起的。那是因为他来云南时,用一只家里卖冰棒的箱子装行李,箱子上还留有“光明牌棒冰”的字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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