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词歌赋|张建伟丨以史证诗方法平议——以阮籍《咏怀》诗为例( 二 ) 名著典籍

沿着五臣的路子继续挖掘阮籍《咏怀》诗微言大义的还有元人刘履《选诗补注》、清人何焯《义门读书记》、陈沆《诗比兴笺》、蒋师爚《咏怀诗注》、古直《阮嗣宗诗笺定本》、黄节《阮步兵咏怀诗注》，以及现代学者陈伯君《阮籍集校注》、郭光《阮籍集校注》，靳极苍《阮籍咏怀诗详解》等，他们运用以史证诗的方法解读阮籍《咏怀》诗，深入剖析了一些诗篇的隐微之意，但也存在牵强附会之处。真正抛开时事，从诗歌本身入手解释诗歌的是黄侃《咏怀诗补注》。
关于以史证诗导致的弊病，黄庭坚有着深刻的认识，他在《大雅堂记》中说：“子美诗妙处，乃在无意于文。夫无意而意已至，非广之以《国风》《雅》《颂》，深之以《离骚》《九歌》，安能咀嚼其意味，闯然入其门邪！故使后生辈自求之，则得之深矣。使后之登大雅之堂者，能以余说而求之，则思过半矣。彼喜穿凿者，弃其大旨，取其发兴，于所遇林泉人物、草木鱼虫，以为物物皆有所托，如世商度隐语者，则子美之诗委地矣。”（刘琳等校点《黄庭坚全集》）因为杜甫被视为忠君的典范，因此有些人解读杜甫诗歌，完全比附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认为杜诗中的人与物都有寄托，解读诗歌变成了猜谜游戏，卞东波称之为“过度阐释”（《南宋诗选与宋代诗学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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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庭坚像资料图片
钱锺书先生认为，即使诗歌反映了历史，诗也有着独特的价值，他说：“也许史料里把一件事情叙述得比较详细，但是诗歌里经过一番提炼和剪裁，就把它表现得更集中、更具体、更鲜明，产生了又强烈又深永的效果。”（《宋诗选注》序）诗歌从历史中进行提炼与升华，会取得史书无法达到的效果。诚如朱光潜先生所言：“诗的真实所以高于历史的真实者，因为自然现象界是未经发掘的矿坑，文艺所创造的世界是提炼过的不存一点渣滓的赤金纯钢。”（《想象与写实》，《朱光潜美学文集》第二卷）两位先生都指出了诗歌不同于历史的独特性，即使反映历史，诗歌表现得更鲜明、更具体，既具有抽象性，又具有形象性。
罗宗强先生评价杜甫诗时说：“以时事入诗并不是诗的‘时事’ ， ‘诗史’并不是用诗写的史书……一部史书，为我们提供的史料要丰富得多……历史科学总结人类的活动规律，记录人类历史活动的情状……它用的是理性的观察、分析、判断、概括、叙述。它提供的是对历史的理性认识。而杜诗提供的，却是一个历史时期的社会生活无比丰富的画面。”（《李杜论略》）罗先生虽然评论的是杜诗，其实具有普遍性，也适用于阮籍诗歌。作为诗歌阐释方法中的一种，以史证诗有其适用范围，在具体方法上，注释典故，需要找到古典与今典的相似性，阐释比兴手法，也需知人论世，契合诗人所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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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杜论略》书影资料图片
伟大的诗歌，既与历史相关，又有超越历史的普遍性。诗歌创作的激发因素与时代有关，同时诗歌又具有一种永恒性，解释了人性或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例如，清人马墣对陶渊明《述酒》等有政治倾向的诗，持有一种似乎矛盾的态度，他在《陶诗本义》中引用了大量以史证诗的观点，又说这些诗“晋宋之事在其中，又不专言晋宋也”（《陶诗本义》卷四，乾隆三十五年吴肇元与善堂刻本）。诗歌既和时代有关，又是一种历史发展规律的概括，这样的诗具有多义性，往往更耐人琢磨回味，相比于主旨确定的作品，艺术价值更高，具有更大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