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商朝同归于尽的三星堆三星堆遗址在哪里 _知识分享

如果说有哪一处考古遗址的每次“上新”都能引发全国关注和讨论的话，那么三星堆遗址必然是其中之一。
三星堆是位于四川省广汉市西北的鸭子河南岸的一处遗址，因其所反映的独特文化内涵不同于周边其它考古学文化，故又被单独称之为三星堆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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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86年，三星堆就发现了埋葬有上千件青铜器、金器、玉石器以及象牙的1号坑和2号坑，当时初步判断是属于新石器时代到商周时期的遗存，被笼统地归类为古蜀文明。
但随着更多考古遗迹的发现，所谓的“古蜀文化”称呼其实并不准确。因为三星堆文化被证实并不是蜀地土生土长的文化，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成都平原土生土长的是宝墩文化，而在三星堆文化之后则是十二桥文化。通过对陶器群的分析，得知三星堆文化向十二桥文化的转变是一种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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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宝墩文化向三星堆文化的转变也是一场巨变。宝墩文化的部分日用陶器被三星堆文化所继承，但其它陶器特别是玉器、青铜器却带有浓郁的二里头（晚夏）和二里岗（早商）以及殷墟（晚商）文化的特色。
比如，三星堆出土了带有二里头二期文化风格的盉、豆等陶器和牙璋、戈、圭等典型器物，陶盉在中原地区有着从粗简到精细的完整演变脉络，但在成都平原却是突然出现的，没有源头。
所以，陶盉的出现，在佐证了三星堆受二里头文化影响的同时，也划定了三星堆文化的上限，即不早于二里头文化二期（公元前1680年至前16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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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考虑到日用陶器的传播存在一个滞后性，那么三星堆文化的上限还要进一步压缩到公元前1600年以后，也就是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夏末商初。
所以，考古界对三星堆文化的定义是：“四川盆地的三星堆文明不是本地新石器文化发展的自然结果，而是在本地新时期文化和外来青铜文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出现和形成的。”
前已述及，夏文化的典型器物—牙璋出现在了三星堆，这表明，这个“外来青铜文化因素”指的正是夏朝。要知道，在夏朝灭亡之后，殷商族群对牙璋采取的是摒弃和改造的态度，原本的祭祀必备礼器牙璋被当作普通器物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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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三星堆却出现了截然相反的一幕。夏文化的祭祀礼器牙璋不仅在三星堆中大量出土，而且三星堆人还用更为贵重的铜和金箔铸造出了全新材质的牙璋，并继续作为祭祀重器使用。在金匮乏的四川盆地，三星堆人可谓是使用了所能收集到的最贵重的材质。
显然，从代表上层文化圈的诸多器物的用途来看，夏文化无疑是三星堆文明的主导之一。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员杜金鹏曾推测“三星堆二期文化很可能是夏末商初时，由迁入成都地区的夏遗民，与当地土著居民相结合所创造的一种新型文化遗存。”
事实是不是这样呢？让我们看一个“诡异”的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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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至今，在原三星堆1号坑和2号坑之间，又发现了6个埋葬坑，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北京大学对6个坑的73份炭屑样品使用碳14年代检测方法进行了分析，得出：4号坑埋藏最有可能是在公元前1199年至公元前1017年。
2023年6月9日，在成都举办的第三届文物科技创新论坛上，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项目组进一步精确了三星堆遗址埋藏坑器物的掩埋时间，确定为商末周初。
这一结论也印证了1997年对1号坑和2号坑的考古结论：无论是玉石器还是青铜器，都没有发现晚于殷墟时期的、有西周特征的器物。

跟商朝同归于尽的三星堆 三星堆遗址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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