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创业公司，加班对金萱而言是常态：公司人少项目多，高峰时间，她同时执行着26个不同的项目 。最晚时，她在公司留到22点，赶着最后一班公交回家 。若是还有工作，就得到家后继续加班至凌晨，第二天依旧5点45分出门 。
她发现自己的身体在通勤和工作压力下，开始变得脆弱：容易又困又累，有时还恶心想吐，一爬楼梯就心跳加速，此外，自己还有了肠胃不好、偏头痛等毛病 。
后来，她只要一加班，就开始盘算晚上回家还能睡几个小时 。这个答案很明显，工作日8个小时的工作时间和6.5个小时的通勤，即便不加班，每天最多也只有9.5个小时属于自己 。她要在有限的时间里睡觉、吃饭，与家人交流 。如果继续加班，回到家的她已经精疲力竭，连手机都没力气看，而到周末，她也只希望在家中睡觉，不愿意再出门见朋友 。
因此他们总是一有机会就选择逃离这样的通勤：汪家昊等两年后工资上涨，在市区租了一个700元的单间；沈静宜通勤两年后找到了合租的伙伴；金萱则在工作近一年后，离开了原先的公司 。
两种选择“当时我没有时间去学习，困在基础执行工作中，实际上学到的东西也很有限，加上通勤时长和工资问题，我还是决定离开 。”金萱回忆，在有了一份市场类的工作经验后，她需要找到进一步的上升空间 。
辞职后，金萱搬离了金山区，与丈夫一起到离中心城区更近的松江区租房 。她依靠之前的工作经历找到了第二份工作，上班地点与丈夫所在的公司很近，平时他们一起开车通勤 。后来，金萱又跳槽到第三家公司，公司在静安寺周边，她每月的工资也上涨至一万多元 。单程一小时左右的通勤时间，尽管仍算远距离通勤，却让她的幸福感大大提升：“现在七点半起床我都来得及，但原来这时候，我已经坐了一个半小时的车，到虹桥机场了 。”
付凌峰发现，租房的年轻人，在通勤距离的选择上会更具有灵活性，但是随着他们年龄的增长，家庭结构发生变化，通勤者在购房时，就会更多受到居住、教育环境、交通便利度等多方面影响 。
不久前，为了孩子上学和夫妻二人的工作方便，金萱夫妇在松江买了一套房 。工作日，他们把孩子留在金山交给父母照看，周末他们再回金山生活 。在她看来，市区与郊区的生活状态差异是明显的，市区效率高，工作忙碌，回到郊区，“整个人都会放松下来” 。
但如果没法缩短通勤距离，摆在很多大城市郊区居民面前的选择题就成了：选择更长距离的通勤，得到更高的工资，还是在家附近的岗位，接受较低的收入和相对平淡的工作前景 。
汪家昊在2020年之前，在市区换过几份工作 。几年来，他居住的地方，要不在公司附近，要不就在朱泾镇的家中 。8年里，他的工资一度涨至每月8000元，房租最高时，每月需支出两千多元 。“家里人一直想我回去工作，但合适的机会很少 。”
汪家昊此前一直想在金山区找到合适的工作机会，也面试过很多公司，直到2020年结了婚，他才终于决定回来，与妻子住在一起 。
汪家昊现在的通勤时间缩短为单程半小时，他不用再忍受超长距离通勤或在市区租房，不过代价是，除了降薪，他也降低了自己的工作发展前景 。“现在到手六千元左右，毕竟金山整体工资水平就在这，不可能跟市区相比 。”他说 。
沈静宜也决定搬回金山 。租房两年让她发现，住在市区尽管通勤时间减少很多，但每天做家务、做饭同样需要精力 。2022年6月，上海新冠疫情形势缓和后，她想更多与父母待在一起 。为方便她上下班，父母给她买了一辆新能源车 。算上高速费和公司周边的停车费，现在每个月沈静宜通勤的花销在1500-2000元之间 。
自己开车后，沈静宜出发的时间灵活了一些，尽管每天仍需要4小时左右的往返通勤时间，她还是觉得轻松 。“我还挺享受开车上下班的这段时间，路程很长，但我会选择听歌、听播客等，形式丰富很多，精神也会集中起来 。至少这是属于我自己的独处时光 。”
（应受访者要求，金萱、汪家昊、沈静宜为化名）
南方周末采访人员 汪徐秋林 南方周末实习生 陈怡点 薛一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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