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纣王的组织动员能力怎么样 _动员

生活中待人待事，我们往往会有一种思维定势，比如放浪形骸，习惯跟不务正业联系在一起；比如地痞流氓一定花心；比如金多钱多一定三房四妾等等。对于商纣王，传统历史对他的印象并不友善，因为他宠幸妲己，致国于不国，致民于不仁，酒池肉林，生活糜烂，最终国亡身死，这样的人谁还会同情？
但是对于商纣王的信史主要是根据儒家经典流传下来的文献，我们都知道儒家经典的主要功能是传道授教，约束人性，里面很多教材看似取材于历史典故，但也不排除虚构的成份，自古以来历代学者早已开始说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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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甲骨文出土后，商朝历史才逐步被揭开神秘面纱。尤其从商武丁以来，大量的甲骨卜辞记录着商代中后期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方方面面的信息，使我们对商代历史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也大大填补了商史空白，甚至推翻了流传三千年的正史。于是出现了为一些反面人物平反的议论。那么商纣王自然是特别重要的一位。
且不说他私人生活上的各种腐败，这个至今也没找到甲骨卜辞类似说法，也没有为他拨乱反正的言论，但是卜辞中却有他征伐东夷的记录，这与史书中“纣克东夷而殒其身”的说法相吻合。商纣王晚期，确实经历了大量的战争，国力的大量消耗，加上人民的怨声载道，这恐怕才是他丧国最直接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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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辞记录，商代晚期帝乙、帝辛两代征伐东夷长达十年之久，为什么要征伐东夷？原因很简单，东夷是商朝的东大门，东夷集团势力的猖獗威胁到了商朝的统治，当然也不排除开疆拓土的野心。《淮南子·泰族训》说：“纣之地，左东海，右流沙，前交趾，后幽都。”疆域已经很大了。应该说，纣王时代，商朝的疆域空前辽阔，它的迅速衰亡跟前期毫无节制的扩张有关。
商纣王失败的因素暂不研究，单就军事才能而论，商纣王是绝对有资格担当的，不然不会有这些成就，连《左传》中也说：“纣之百克而卒无后。”百克，就是百战百胜，肯定了商纣王的军事天赋，尽管左史官说这话旨在讽刺商纣王因好战而亡国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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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离心离德的人是不可能打胜仗的，具有军事天才之能的人，都是擅长利用人才的人，自然也有较强的组织动员能力，若不懂得安抚部下惠利士卒的管理窍门，将士们也不可能替你卖命。商纣王的私人生活作风也许是有问题，但这个不影响他在军事上的运筹和决策。
关于商代的历史，今天是很难考证的。比较靠谱的，是孔子编撰的《尚书》。
但我们要知道两千多年前的孔子，不可能具备唯物史观。他只能通过流传下来的文献和自己的政治立场、道德标准来撰写，必然出现偏颇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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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可能在以下两点：
一个是基础史料很可能出现了篡改。武王灭商之后，商人并没有消失，而是被周王族亲信加以监管，结果爆发了三监之乱，所以篡改史料，防止商人造反有一定的必要性。证据也比较明显，比如商纣王在牧野之战仓促间投入70万奴隶，这明显不可能。要知道70万人从组织起来，装备武器，配给给养，以商代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基本没有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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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是价值观不同。孔子处在春秋末期，距离商代灭已经有相当长的时间，社会价值观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商朝是一个奴隶制国家（存疑），奴隶制国家的特点就是外张型，需要不断的通过对外战争获取奴隶来增加生产力，而孔子处在春秋时期，中国已经转向为农耕为主生产方式，孔子回看商朝历史，自然就就得出了商纣王穷兵黩武，劳民伤财的评语；同样，奴隶制国家一大特点就是奴隶主阶层的穷奢极欲，奴隶主对奴隶有绝对的权利，奴隶等同于牲口，甚至不如牲口，奴隶主不会考虑奴隶的生存环境，这批奴隶压榨死了，通过战争，还会有新的奴隶补充。而孔子所处的时代，作为生产力的农民相对于奴隶已经精贵起来了，地主不能像奴隶主那样农民再当做牲口，所以在孔子看来，商纣王的做法就是毫无人性，不顾国家；夏商两代之前是部落社会，从父系社会开始，女性的政治权利就开始丧失，但不意味着女性政治地位一开始就向后来那么低下，商代妇好就证明了商代女性应该还具有一定的政治话语权，那么孔子看来，商纣王的就是听信妇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