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这么多人研究红楼梦 _我说红楼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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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学”早已被公认为当代显学，就国内而言，“红学”与“甲骨学”、“敦煌学”鼎足而三，成为研究我国上古、中古、近古三个不同历史时期具有典范意义的学科之一；就国际而言，“红学”堪与“莎学”并立而毫无愧色，且已形成一门世界性的学问。很多西方人看中国，实际上并不是从《十三经》或《二十四史》的烦难途径去考察，而恰恰是通过相对晓畅的艺术美文《红楼梦》去了解，从而去把握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生存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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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红学”能成为专学、显学而其他作品就很难以一书名学？对此，钱钟书在《管锥篇》中有段论述，颇能给人以启发：

词章中一书而得为“学”，堪比经之有“易学”、“诗学”等或《说文解字》之蔚成“许学”者，惟“选学”与“红学”耳。寥落千载，俪坐俪立，莫许参焉。“千家注杜”，“五百家注韩、柳、苏”，未闻标立“杜学”、“韩学”等名目，考据言“郑学”、义理言“朱学”之类，乃谓郑玄、朱熹辈著作学说之全，非谓一书也。

从这里可以看出，钱钟书对一书能否名“学”，要求非常苛刻。“红学”之所以能叫得响，毋庸置疑，首先是由于这部作品自身的独特性，其内涵的博大精深及表现形式的精美绝伦，《红楼梦》体内流淌着不同于以往传统文学的新鲜血液，含混旷古的东方神秘主义，庞大的网状散射结构，姿态万千的人物群生像，“大旨谈情”又超越了言情的内涵深度……这首宏大的交响曲每一个乐章的奏响，都堪称一曲无可比拟的千古绝唱；
同时，“红学”的昌盛也与一大批脂残本以及有关曹雪芹家世、文物等新材料的相继发现有关，正如发现了甲骨文和敦煌残卷必然伴随着上述两门学问永久性的建立一样，在这里，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同样适用。而“红学”中的很多争议话题，像作者身世、成书过程、续书作者、脂砚斋为谁这些关键性的问题，留下的一个个未解之谜，给研究者带来困惑的同时也增加了探索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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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红学”向文学以外的其他领域敞开，容许、期待着其他学科向它延伸，这种超学科的特点，使得许多思想史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科学家等也都热心与“红学”结缘，这样就势必拓展了《红楼梦》的研究空间，从而大大提高了红学的知名度和影响力，特别是“红学”初期就有许多一流的学问大家介入，像王国维、蔡元培、胡适等，包括新文学的开山鲁迅也在其学术著作《中国小说史略》中设专章考论，可以说“红学”一开始基础打得就已经相当不错，像索隐派、考证派、批评派的基本格局正是在“红学”初期奠定的，这对以后的红学格局产生了重要影响，当代又有周汝昌、冯其庸、李希凡、何其芳、蒋和森、王蒙、刘再复等用自己的学术实绩推动了红学研究的发展，特别是政治领袖毛泽东的介入，导致“红学”震撼朝野上下、席卷了大江南北，其他小说就远没有《红楼梦》这么幸运，这当然也是“红学”能成为一门显学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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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关，红学这门“显学”能在古代文学中独占鳌头、领尽风骚且受到国际汉学界瞩目，是和这一学科的现实参与意识分不开的。以近代中国的三次社会转型为参照，或许我们能更清晰地看到这一点。第一次社会转型为推翻清王朝以后直至“五四”运动时期，具体到《红楼梦》研究方面，蔡元培持民族主义思想从事红学索隐，“反满”就是当时的“舆论热点”；胡适以《红楼梦》为载体传播他的“科学方法”，而当时高扬“科学与民主”，也就是“五四”时期的“舆论热点” 。
第二次社会转型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具体到《红楼梦》研究方面，则是“社会历史批评派”红学因与主流意识形态合拍，遂取代新、旧两派红学而一枝独秀。
第三次社会转型即改革开放时期，具体到对红学研究的影响而言，“十年浩劫”的结束和思想解放运动给学术带来的宽松环境，使得红学研究者已不满足于在《红楼梦》历史背景探讨的语境下去寻找话题，而是要求对作品进行主体价值学诠释，由此而诞生或引进了不少新的批评理论，这种由外向内的诠释维度的转换，正是对“社会历史批评派”治学范式偏向的反拨，红学研究呈现出多元并存的格局。概括而言，索隐派、考证派、批评派不同范式的转换以及当代红学新格局的建立，正是社会转型期的产物，从这个角度去研究红学诸流派的兴衰，尚有很大的拓展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