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史书体例都有什么( 三 ) _中国史书的体例有哪些？

但是，纪传体作为一种史书体例，也有其难以克服的痼疾。首先，这种缺憾表现在它在选材上有时就显得捉襟见肘，顾此失彼。纪传体史书对历史事件的具体记叙一般是散见于人物传记之中，因而对有些历史事件的斜述就难以做到全面、完整、集中，而对事件的前因后果有时也就交待不清。相反，对于有些重大历史事件，在写与之有关的主要人物时跳不过去非写不可的内容，这就势必造成同一事件在不同人物的传记中重复出现（虽然描写角度、详略时有不同）。以《史记》写“鸿门宴”一事为例，对这一事件的具体过程描写最为详尽的是《项羽本纪》，但它却在《高祖本记》、《留侯世家》、《樊哙滕灌列传》中逐一出现，只是详略、侧重点和文字上的略有不同而已。陈寿不屑《史记》的极力铺排，他的《三国志》又以文笔简练著称；但对这一缺陷仍无法避免。如对赤壁之战一事，《周瑜鲁肃吕蒙列传》中记载最详，但同一史事也散见于其他人物的传记之中。《魏志·武帝纪》：“公至赤壁，与备战，不利。于时大疫，史士多死者，乃引军退，备遂有荆州、江南诸郡。”《蜀志·先帝传》：“先主遣诸葛亮自结于孙权，权遣周瑜、程普等水军数万，与先主并力，与曹公战于赤壁，大破之，焚其舟船。先主与吴军水陆并进，追至南郡，时又疾疫，北军多死，曹公引归。”《蜀志·诸葛亮传》：“权大悦，即遣周瑜、程普、鲁肃等水军三万，随亮诣先主，并力拒曹公。曹公败于赤壁，引军归南郡。”《吴志·吴主传》：“备进住夏口，使诸葛亮诣权，权遣周瑜、程普等行。是时，曹公新得表众，形势甚盛，诸议者皆望风畏惧，多劝权迎之。惟瑜、肃执拒之议，意与权同。瑜、普为左右督，各领万人，与备俱进，遇于赤壁，大破曹公军。公烧其余船，引退，士卒几疫，死者大半。瑜等复追至南郡，曹公遂北还，留曹仁、徐晃守江陵，使乐进守襄阳。”以上内容，虽互有补充，但大多重复雷同，显得繁冗拖沓，有违史书用笔经济的原则。而这，却是被历代史家奉为正史的纪传体史书无法克服的通病。
编年体是以年代为线索来编排历史事件的史书体例。早期的编年体史书要数《春秋》、《竹书纪年》、《左传》等书（均为通史）。汉荀悦抄撮《汉书》，改纪传体为编年体，写成《汉纪》。自此以后，断代史编年与纪传并行。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下迄五代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共16个朝代1362年的历史，是我国古代一部空前的编年体通史。以后，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清代毕沅《续资治通鉴》等书都用这种体例写成。
编年体史书根据事件发生、发展、结束的先后来写，按年编次，以年月为经，以史事为纬，材料被安排得井井有条，避免了复沓和零碎，也容易看出同时期各事件的前后联系。但是，在编年体中，同一时期的几件事情往往参差错落，犬牙交互，记事就难免前后割裂，有时首尾也不能连贯，甚至有一件事相隔数卷的情况，给查阅带来极大的不便，以致司马光在完成《资治通鉴》之后又编成《资治通鉴目录》30卷以备查检，朱熹更编《资治通鉴纲目》以明其条理。另外，这种体例以记政治事件为主，以时间一以贯之，不分项设目，因而也就不易从中把握人物的生平全貌，不易从中了解当时的典章制度、文化经济等的发展源流。
南宋史学家袁枢，把《资治通鉴》分事立目，抄辑成书，称《通鉴纪事本末》，创立了史书纪事本末的体裁，从此形成了三体并行的局面。以后《宋史纪事本末》（明陈邦澹撰）、《元史纪事本末》（作者同前）、《左传纪事本末》（清谷应泰撰）等本末体史书相继问世，并且在设立专题上突破了《通鉴纪事本末》只写政治、军事大事的局限，把内容扩展到了职官科举、经济水利、天文地理等方面。
纪事本末以事件为纲，将有关专题材料集中到一起，分类编篡，各篇自立标题，各详其起讫，部目分明，记事完整，始末了然。这一体例在记事上虽然避免了纪传体和编年体的一些不足，但各篇目相对独立，篇目之间的连贯性较差。
人类历史本来是一条让人眼花缭乱、色彩斑斓的长河，要想用一种体例把这条长河的主干支流、惊涛涟漪、珍珠泥沙都尽善尽美地展示给后人，看来的确不是一件易事，难怪历代史家殚精竭虑，多方营谋，不断探索，也终难找到一种一劳永逸的方案。看来，折衷的办法只能是多体并存，互为补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