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外来人口占比 深圳多长人口( 二 )


因此,现实中,即便一些城市控制人口规模,但在更高收入水平、更优质教育资源的牵引下,流动人口依旧表现活跃 。以北京与上海为例,两地流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均不低,2020年分别为38.45%和42.14% 。此外,拥有较好生活环境和独特吸引力的成都,2020年流动人口占比也超过了40% 。
如何满意流动人口需求?但是,流动人口增加,也给城市带来了不小的压力 。
仍以北京和上海为例,在2000-2010年间,两市常住人口快速增长,10年间都增加了约600万人 。但是,近10年两市都对常住人口总量进行控制,导致流动人口增长放缓 。其中,近10年北京流动人口增长19.50%,上海流动人口增长16.70%,这在一线和新一线城市中几乎处于垫底位置 。
为何要控制常住人口规模?2017年,国务院在《关于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的批复》中指出,上海要牢牢守住人口规模、建设用地、生态环境、城市安全四条底线,着力管理“大城市病”,积极探索超大城市发展模式的转型途径 。到2035年,上海市常住人口要控制在2500万左右 。
所谓“大城市病”,指的是在大城市里出现的人口膨胀、交通拥挤、住房困难、环境恶化、资源紧张、物价过高等“症状” 。一定程度上,这是大城市吸引人口流入必须要承担的“成本”,也是地方政府需要面对的“功课” 。
过去10年,成都、西安、广州等省会城市的流动人口增长较快,其中成都和西安增长超过100% 。这与省会城市拥有较好的医疗、教育资源相关,也表明省会城市对周边城市乃至其它三四线城市的人口“虹吸”进一步加强 。
流动人口增长加快,公共服务就必须得到更及时补充 。
以西安为例,统计年鉴显示,2017年之后,西安小学在校生人数出现快速增长,从2017年的66.68万人,增加到2019年的78.98万人,与之对应,小学教职工数量也从2017年的38494人增加到2019年的44511人,其中小学专任教师从2017年的34163人增加到2019年的39836人 。
尽管如此,西安每位专任教师治理的小学生人数,还是从2017年的19.5人升至2019年的19.8人,意味着西安每位小学生分配到的老师数量下降 。
事实上,一些城市流动人口占比较高的城市,亟需改善教育资源供应 。因为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教育资源是按照户籍人口进行配置,供需矛盾已日渐突出 。不过,近年已有不少城市开始加快“补短板”,根据常住人口配置教育资源 。
以东莞为例,根据该市统计公报,2020年东莞初中招生9.24万人,普通高中招生3.38万人;东莞初中在校生为26.57万,普通高中在校生为9.15万,普通高中招生和在校生的人数均不足初中的40% 。为此,2019年东莞就提出,该市到2022年新建扩建公办高中阶段学校10所,增加学位2.5万个 。
另需注重的是,流动人口比重较高也会对城市人口性别比产生影响 。仍以东莞为例,2020年东莞的人口性别比为130.06(女性=100),深圳的人口性别比也达到122.43,均较高,这与流动人口中男性占比更大不无关系 。
21世纪经济研究院认为,流动人口数量多、增长快的城市,都应密切流动人口的需求问题,逐步推动非户籍人口的公共服务均等化,让更多流动人口受益 。同时,应按照自身可承受的速度和强度,逐步推进流动人口转变为户籍人口,使越来越多的流动人口不仅能留下就业,更可以就地生活、养老 。
事实上,随着城市人口老龄化的加剧,流动人口对城市发展的正向作用将越来越明显,大城市对外来人口的需求也仍在不断增长 。
而为了吸纳人口,大城市应该注意发挥“集散效应” 。未来,人口向大城市聚集仍旧是客观规律,但为了避免人口过度聚集带来的负面效应,大城市可将人口向周边的郊区、新城、卫星城等进行合理引流 。
近年,一些城市已开始探索实施“差别化落户” 。比如,上海在今年3月份提出,加快吸引各类人才向上海五大新城(嘉定、青浦、松江、奉贤、南汇)集聚,优化新城人才落户和居住证政策 。其中,上海对新城范围内教育、卫生等公益事业单位录用的非上海生源应届普通高校毕业生,落户打分增加3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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