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故事】为什么一天是十二时辰？这样规定的原因是什么

二十世纪的历史学经历了一场方法论与视角上的革命。在人类学和社会学的介入之下，历史学开始告别传统的视角去看待“精英” ，而格外重视“仪式”与“结构”的作用。而以往历史学忽略与一笔带过的，已经成为二十世纪历史学研究的重心。那些边缘性的、被忽略的、地方性的、不被听见但非沉默的声音。历史学不再关注聚光灯下的精英和政治事件，而是走向了那些劳动的、行动的，以自己的方式反抗着的普通人身上。于是我们看见了《奶酪与蛆虫》《蒙塔尤》和《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
同样的挑战也发生在中国史研究中，在普通“编户齐民”身上，在常见的史料与典籍之中，去发现历史对于研究者来说既是一种有趣的尝试，更是一种挑战。挑战在于，如何切换自己的视角，去代入到历史上的行动者，去体谅他们的处境，还原他们的生活场景乃至情感体验？而熟稔的史料中，又该如何在字里行间发现普通人生活过与挑战过的痕迹。
然而在中国史的研究中都不难看出，中西方的历史学家都有着不谋而合的价值关怀。我们都可以把唐长孺的《〈晋书·赵至传〉中所见的曹魏士家制度》以及陈寅恪的《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周一良的《乞活考》看作以新的方法与眼光，精读史料的一种尝试。他们都试图还原普通人的一生，以此去想象一个更宽宏的历史背景，以及这种时代演变中，人的经验与观念变化。而这种对于社会与文化变迁的研究持续至今，我们可以在今天新一辈的历史学者身上看到这种“自下而上”的历史的尝试。在传世史料和出土文献之间，去观察历史演进的节奏中，普通人具体而微的反应。
一般人了解历史知识，过去大多是通过戏剧，现在则更多是通过影视作品。不过戏剧也好，影视作品也罢，其展现的历史大多是以帝王将相为中心的历史，其实这也是中国史籍书写的中心，无怪乎梁启超会说“正史专为帝王作家谱” 。旁出的野史、札记等，大多也是士大夫广见闻和录佚事的载体，其间史料虽然不完全似正史那般，其中还残余有历史上失败者和失意者的影子，但这些人仍然属于王侯将相的范畴。至于说出土的碑版资料，虽然数量巨大，但能通过这种方式留下陈迹的，绝不能够是普通人。所以， “劳动人民”虽然是“历史的主体” ，但“主体”却往往在历史上“失语”和“缺位” ，原因就在于，历史要记录的是“非常” ，庸常自然就不在通常所谓历史的记录当中。

文章图片
居延汉简。
“庸常”并非是一个贬义词，相反的，它才是历史的最本色。庸常是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上下班、娱乐、休息、构建人际关系网络等等，日复一日，这就是普通人的生活，那些波澜壮阔的经历，只会是少数人的，它会成为新闻的典型，供一般人仰望和崇拜，大多数人都要“和平凡的自己和解” 。但庸常并不代表索然无味，看似重复无聊的生活，其实也受诸多限制，整个时代的思想风貌、信仰、贯穿整个社会层级的各种制度等等，今人如此，古人亦然。
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另外的一些资料来透视一般人民的历史。这些资料涉及的并不是事件，而是知识与制度，关于信仰、风俗，以及文史星历医卜等技术性知识，在中国古代有一种专门的称呼——数术。这些知识是古代的“科学” ，其中绝大多数的内容，都为上至皇帝下至庶民所共享。所以观察这些知识，能够看到社会的一般面相。另外，某些涉及全社会的制度，贯穿整个社会的所有层级，也是用来观察历史上普通人生活的渠道。
庄奕杰教授的《古代中国十二时辰》正是探讨时空之中的一般民众生活的著作。此书以文学的方式展开历史的叙事，虽然并非是“个性的真实” ，但却具有历史的“通性的真实” 。不过，从这本书出发，又稍微溢出这本书，仍然还有值得说的话。
十二时辰：被选择的观念
从哲学上来说，时间是一个内在概念，根植于内心，是一种人定观念。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可以看出，古人所说一天、十二时辰，都是人为选择而产生的观念。这里就要问，为什么一天是十二时辰？这样规定的原因是什么？
在此，我们首先不必急着回答这个问题，而是要先指出一个事实，在战国秦汉时代的中国，其实存在着多种时间计量方式，它们基于不同的天道运行系统来对自身进行定位，十二时辰不过是最后在这多种计算时间方式的竞争中“胜出”了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