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历史】《三国演义》版本演变述略( 四 )

再次，文字上也不乏差异。具体表现在：
段（节）目长短。嘉靖本的段（节）目皆为七言句，整齐划一，显然经过加工。余本则参差不齐，有五言句（如卷十“秋风五丈原”）、有六言句（如卷九“关索荆州认父”），还有七言句（如卷十九“司马昭南阙弑曹髦”）。
上下段（节）之间的衔接文字。余本常常径自关联，而嘉靖本则有所孳衍，特别是下段（节）开端文字，或复述上段末尾文字，或交代上段末尾故事的缘由。如余本卷八《群英会周瑜智蒋干》末尾，周瑜计除蔡瑁、张允后，命鲁肃试探孔明。 “瑜曰：‘吾料诸将不知其谋，独有孔明，胜如吾见，想此见可瞒他。子敬试以言钓之。知与不知，便当回报。 ’肃来钓孔明，还是如何也？”下段《诸葛亮计伏周瑜》一开篇即写道：“鲁肃领了言语，径来船中探孔明。 ”上下段文字连接紧密。嘉靖本上段（卷九）末尾文字基本相同，可下段（卷十）开头在“鲁肃领了言语”之前，又加了如下一段：“却说周瑜用计借操之手，杀了蔡瑁、张允，细作报过江来。瑜大喜，乃与鲁肃曰：‘吾料众将可瞒，独孔明不可瞒也。子敬以言钓之，看他知否？’”重复上段末尾，对读者作回顾性提示。

文章图片
正文所引诗赋论赞等文字不尽相同。余本多处引录“静轩诗”与希明尉子诗等。按，静轩，姓周，名礼，字德恭，号静轩，浙江余杭人。明弘治十年（1498）曾进所著《续编纲目发明》，另著有《通鉴外纪论断》等[⑨] 。嘉靖本则无静轩等人诗，却有明人尹直（1428—1511）的赞词。可见，二者都经过后人加工整理，皆非罗贯中原作初始之面目。
另外，余本和嘉靖本在诸如人称、地名、时间、名物等方面存在的语词的差异，不但为校勘斟误提供了殊为难得的资料，而且还有助于版本问题的探讨。仅以人称、地名为例略述之。
人称。余本多直呼关羽其名，逢曹操却敬称“曹公”；嘉靖本则称关羽作“关公”、“关某” ，而径呼曹操之名，其间的感情色彩不言而喻。嘉靖本作“骨肉”、“女婿”、“农夫” ，余本则作“血脉”、“女夫”、“田夫” ，一派市井田间的口吻。嘉靖本写吕布使者见袁术称“明上” ，下有小字注曰：“当时袁术僭号，故称明上”；余本则作“明公” 。若出于嘉靖本，岂能无视小字注的提示！
地名。嘉靖本卷三写曹操迁都许昌，乃“使程昱为东平相，范成、董昭为洛阳令，满宠为许都令” 。余本则作“程昱为东平相，屯兵范城，董昭为洛阳令，满宠为许令”；乔山堂本、英雄谱本莫不如此。按，《三国志·程昱传》云：曹操“乃表昱为东平相，屯范” 。可见，嘉靖本误把地名“范城”当作人名“范成”了。此足可证余本的某些内容不会在嘉靖本之后。
从余本与嘉靖本间存在的如许多的差异，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尽管余本刊刻的时间比嘉靖本晚半个多世纪，但它的某些内容和文字却保留着嘉靖本以前更早的形态[⑩] 。
不过，虽然刻印精美、向受推崇的嘉靖本所潜藏的舛错之多超乎人们的想象，但建安本却委实不是一个值得称道的可厘正嘉靖本谬误的善本。客观地说，倒是它更不正确，更需要细心推敲。不妨仍以该系统中余象斗本为代表，举例如下：
余本：
中平元年正月内疫毒流行。张角散流施符水，称大贤良师。请符者无有不应。领惠者亲诣座前首说己过，角与忏悔以求福利。（卷一）
嘉靖本：
……请符者无有不应。令患者亲诣座前，自说己过，角与忏悔以致福利。（卷一）
据《通鉴》卷五十八记载，灵帝光和六年， “钜鹿张角奉事黄老，以妖术教授，号‘太平道’ 。咒符水以疗病，令病者跪拜首过，或时病愈。 ”可知“领惠者”是“令患者”之误， “首说”是“自说”之误。
余本：
（卢植谓董卓曰：）“汝乃外州刺史，素不曾参听国政，又无伊尹之志则纂也。 ”（卷一）
嘉靖本：
“汝乃外郡刺史，素不曾参听国政，又无伊尹、霍光之大才，何敢强立废主之事。圣人有云：有伊尹之志则可，无伊尹之志则纂也。 ”（卷一）
两相比照，显然，余本由于疏忽，将前后两处的“无伊尹”混而为一，同时又遗漏了“霍光之大才”几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