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历史】文强、康泽以及特务，到底是不是叛徒

1963年4月9日， “第十五绥靖区中将司令”康泽出现在第四批特赦战犯名单上；1975年3月19日， “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文强最后一批被特赦。
这两个人在电视剧《特赦1959》中都有出现，只不过文强用的是化名“刘安国” ，熟悉那段历史人一眼就能认出：这个一番话气得副所长满脸通红、两句话撂倒两个中将司令的功德林第一毒舌，就是当过军统局北方区中将区长的文强。
《渗透》中的东北督察室主任、老贪李维恭是他的继任者，保密局沈阳站少将站长、花心好萝卜陈明，东北督察室上校督察、狐狸精于秀凝，东北督察室上校副主任、店小二许忠义，在文强面前都是小把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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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以化名出现，一个本色出演，文强和康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都不承认自己曾经的身份：文强说自己不是叛徒，康泽说自己不是特务。
文强从不讳言自己当过特务，因为他知道那段历史是抹不去的，而以中将司令身份被俘的康泽却很嘴硬：我既不是中统，也不是军统，保密局和党通局也跟我没一毛钱关系，我怎么成了特务？
文强是不是叛徒，康泽是不是特务，他们承认不承认都没关系，因为有大量“功德林同学”甚至他们本人的回忆录都可以作证，甚至当时地位极高的一些人也心知肚明。
文强或许不是叛徒，但康泽却一定是特务——老蒋的特务机关不仅限于军统（保密局）、中统（党通局），当年还有一个跟军统、中统一样作恶多端的“别动队” ， “总队长”就是康泽。
要评选老蒋三大鹰犬，康泽是可以跟戴笠、徐恩曾并驾齐驱的，毛人凤叶秀峰跟康泽相比，也是小巫见大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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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们今天的话题，就是根据文强、康泽以及其他将军级战犯的回忆录，来看一看这两人到底是不是叛徒和特务，并探讨一下他们特赦时间相隔十二年的根本原因。
首先咱们来说比较“执拗”的文强——他不但不承认自己是叛徒，甚至也不承认自己做错了，还十分“委屈”地抱怨自己的表哥、老师、同乡、上级没把自己管好、照顾好。
文强的抱怨，来自他特殊的经历，在《文强口述自传》中，我们能看到他早期的履历：1925年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 1926年1月， 18岁的文强由黄埔军校政治部周主任介绍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入党，跟他一起宣誓的，还有几位黄埔四期同学，其中包括后来成为四野司令员的林同学、周恩寿（周主任的弟弟）、李运昌（1949年任热河省书记）、陈林达（蒋系新编第5军中将军长， 1970年1月14日于抚顺战犯管理所病故）。
文强有有双重党籍，他的两党介绍人分别是周主任和邵力子， “中山舰事件”之后，文强退出了邵力子介绍他入的党，参加了北伐和南昌起义，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当林同学的上级，文强在回忆录中记录了他和林同学在黄埔军校打架和后来和好如初的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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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南昌起义的时候，文强是贺老总二十军第三师党委成员、少校特务连长，林同学当时好像只是个排长。
文强的职务一直比较高，他的“红一师师长”职务就足以证明，他比很多元帅的资格都老，他在口述自传中颇为自豪地说：“那时我表哥的苏区只有12个县，我负责23个县，是最大的一块根据地。 ”
1931年秋，文强因叛徒出卖，在重庆中山公园文强被川军刘湘的部队抓住，关押期间宁死不屈，最后在地下党人的帮助下成功逃脱，只可惜那时候他表哥也在受排挤，于是文强背了一个“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
文强争辩无效，就去上海当军委书记周主任上诉，结果正赶上顾顺章和向忠发先后叛变，周主任已经切断所有对外联系，文强夫妇遍寻不见，只好投奔了同乡长辈程潜，然后一步步进入军统，并成了当时军统军衔最高的特务——戴笠职务军衔是中将，叙任军衔是少将，文强则是老蒋亲自签发委任的中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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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强在转换阵营前，已经失去了所有战友的联络，所以他并没有出卖过任何人，他不但不承认自己是叛徒，还认为自己曾保护过武工队，属于有功人员，连杜聿明在1959年12月获特赦时也对文强表示感谢：“你这个副参谋长救了我的命，否则我特赦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