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历史】文强、康泽以及特务，到底是不是叛徒( 二 )

文强给杜聿明当过副参谋长、代理参谋长，这件事大家都知道，杜聿明所说的“救命”也确有其事：杜聿明从徐州撤退途中抓到我军七个武工队员，并且下达了就地枪决的命令，文强却瞒着杜聿明把那七个武工队员都放了。
后来杜聿明枪毙武工队员的命令曝光，又是文强站出来替杜聿明作证:“那七个人被我放掉了，一个也没有死！”
调查组认真负责，还真查到了那七位武工队员的下落，杜聿明的罪轻了，文强也不算立功，但也没有按军统特务对待——他一直在东北抗日前线活动，跟地下党只有合作没有抓捕，所以文强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一直是按被俘战将对待，没有像周养浩、徐远举一样被骂为“狗特务” ，沈醉人缘儿不错，将军们没有骂他（徐远举和周养浩倒是骂过他卖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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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强不承认自己是叛徒，战犯管理所也没拿他当特务，但是康泽就不同了，他以自己非军统中统人员为依据，说自己不是特务，那就是典型的“白马非马” 。
读者诸君都知道，老蒋的特务头子，基本都是“复兴社”成员，而康泽恰好是“复兴社十三太保”之一，并且排名比较靠前，还当过复兴社书记长，比戴笠的级别还高。
复兴社的名字，就是康泽起的，当时贺衷寒起的名字是“力行社” ，酆悌起的名字叫“救亡社” ，最后老蒋采纳了康泽的主张，并任命康泽为“宣传处处长” ，负责起早复兴社纪律条例。
1933年10月3日， “军委会别动队”在庐山成立，康泽就任总队长，下设三个大队、九个中队、二十七个区队，其中大队相当于营的编制，一时间康泽手里的武装特务，比戴笠还多好几倍——戴笠的军统武装特务“交警总队” ，是在抗争时期发展起来的，当时最“专业”的特务战斗队，就是康泽的别动队。
到了1935年，康泽的别动队已经有了七个大队和一个巡缉队，人数超过五千（总队部还有大量的参谋、指导、总务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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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泽的别动队在抗战中几乎毫无建树，但是跟红军、八路军和新四军作对，他每次都冲在最前面，甚至复兴社特务处（后来纷纷为一处二处，也就是后来的中统军统）处长的第一人选，也是康泽而不是戴笠。
康泽在回忆录《复兴社的缘起》中还有点沾沾自喜：“1932年3月下旬的一天晚上，蒋在他的陵园别墅召集那十来个人开会，在他没有出来开会之前，叫我和桂永清两人到里面房间去，对我说：‘特务处的职务很重要，现在还没有适当的人，他们对我说，你很相宜。你担任这个职务怎么样？我事前一点不知道，没有思想准备，感到很突然，因此我答复：‘不相宜，性格不相宜。 ’”
康泽辞任特务处处长，并不是谦虚，而是因为他有更大的野心，那就是掌握一支更大武装特务队伍，从那时候起，心中已经有了“别动队”的念头。
康泽的别动队杀害了多少红军和地下党、老百姓，这个已经无法准确统计，是六十万还是近百万，康泽都不置可否，他被俘后，马上“思想转变” ，从1948年9月就开始公开痛骂老蒋：“蒋是地域主义、家族主义，好用权术，制造矛盾，是部下各树一帜，互相牵制。今天的分崩离析，一半是他自己造成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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骂完老蒋，康泽还不忘找补一句：“我不愿意市侩式地在被俘后痛骂蒋，我说话是有分寸的，我不随便讲，但凡我讲了的，我完全负责。现在我做了俘虏到解放区来，我很惭愧，当将更加强我重新检讨重新认识的决心。 ”
被俘的当年年底，康泽就开始写《自省录》，他可不像电视剧《特赦1959》演得那样顽固，而是找个机会就大骂老蒋，还把老蒋自1927年以来的罪恶列了六大类：“追忆往事，不禁泣下沾襟，我过去的错误，从阶级觉悟中得到了进一步的认识。 ”
康泽把罪恶都送给老蒋，却只承认自己犯了错误，连他在重庆五云山、江西上饶、湖南衡阳设立集中营杀害无数被关押人员，也一股脑推给了别人：“是张超在事实上负责，张超那个家伙反动十足，在顾祝同允许或指示下，那些残酷的事情他可能做得出来，这一项罪恶行为，我虽然不知道，但仍负有连带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