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故事】为啥唐朝之后，游牧政权变得越来越难打了？其实，变的是中原王朝

宋朝是中国古代的分水岭。在这之前，游牧民族想要入住中原，可谓难如登天；即使十六国时期的“五胡” ，其实早就内迁、归顺中原；而宋朝开始，北方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已经变成了常态。这难道是他们变强了吗？
【【历史故事】为啥唐朝之后，游牧政权变得越来越难打了？其实，变的是中原王朝】其实，北方游牧民族没变，变的是中原王朝。
所谓难易、强弱，更多的是个相对概念。勇者愤怒，抽刃向更强者；怯者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
宋之前的中原王朝，是敢于直面强敌的勇者；而宋朝的统治阶层（以及明朝后期的士大夫们），是一群只会压榨百姓、精通内斗的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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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对比两句名言：
霍去病说：“匈奴未灭，无以家为也” 。汉武帝从此对他更加器重，把他视为打击匈奴的王牌。 “由此上益重爱之”
岳飞说：“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然后，他被宋高宗以及一众文臣联手做掉。
其实笔者想表达的已经很明白了，下面细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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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唐朝以及之前，北方的游牧民族并不比契丹、党项、女真、蒙古弱鸡，相反甚至更加可怕。以汉、唐为例，这两大以强盛闻名的王朝，在起步阶段，却无一例外面临着北方草原政权的凌压与羞辱。
在击败项羽后，汉高祖刘邦对于当时统一了北方草原的匈奴人，在思想上并没有足够的认识。公元前201年，他亲自率领32万大军迎击匈奴，结果中了对方的诱敌之计，被40万骑兵围困在白登山7天7夜。脱险之后，汉王朝就开始了对匈奴长达数十年的和亲赠礼、委曲求全之策。
以马匹为指标，对比下双方当时的实力：刘邦凑不齐四匹同色马；而白登之围时，匈奴40万大军分布在四个方向，每支队伍中的10万匹马都是同一种颜色：“其西方尽白马，东方尽青駹马，北方尽乌骊马，南方尽骍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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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王朝也好不到哪儿去。隋朝末年北方的各大割据政权，背后都有突厥人的影子，李渊当然没能免俗。但这也带来了巨大的代价：突厥人依仗着这份恩惠，对李氏是予求予取，稍有不满，即大举南侵，唐高祖李渊甚至被骚扰的考虑迁都；待到李世民刚刚即位，突厥可汗甚至带着大军逼近长安城，英明神武、战力彪悍的唐太宗不得不达成便桥之盟，通过馈赠财物解决了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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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北宋初年的情况，其实比汉唐好得多。
公元979年，宋太宗赵光义亲征北汉时，在白马岭大败前来救援的契丹军队；紧接着，他率军北上，一路势如破竹，不到一个月，就开始围攻燕云十六州的核心重镇幽州城。在几乎大局已定的情况下，宋军受到契丹突袭、三面受敌，在高梁河大败、阵亡万余人，赵光义本人也光荣挂彩。
好在契丹主帅也身受重伤，无法穷追猛打。接下来的20多年里，双方在边境陆续冲突，但都未能有所建树。宋真宗时期，宋、辽达成了澶渊之盟，以送岁币、绢布为代价，达成了暂时的和平。
由此可见，汉、唐、宋建国初期，在北方面临的压力并没有多大差别（形势占优的明朝更不用说）。可能有人说燕云十六州，但我们别忘了，在西汉初年，连河套地区都在匈奴人手里。
开局并无不同，差距在接下来的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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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初年的治国之道，表面上采取的是道家的无为而治；然而在骨子里，却是“汉随秦制” ，几乎全盘照搬了秦朝的严刑峻法；这一阶段，是“酷吏”最集中的时期， “缇萦救父”这种看似温情、实则残忍的典故，正发生在以柔和知名的汉文帝在位时。
到了汉武帝在位时，当他决心放弃数十年来的屈辱和亲政策、以武力解决北方边患时，面对着朝廷里排山倒海的反对之声。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多年的安逸生活，让新兴权贵们不愿意冒着舍弃既得利益的风险，搭上财力、物力甚至性命，去改变边境居民日复一日被掠夺、屠杀的惨状。
所谓“民可以乐成，不可与虑始” ，跟既得利益阶层商量改变现状的事，那等于是与虎谋皮，基本上不大可能。但汉武帝延续了祖父汉文帝、父亲汉景帝时期深文酷法、繁刑严诛的作风，轻而易举压制了反对意见，并且打破常规，大刀阔斧起用与自己理念吻合的经济、政治、军事人才，通过数十年如一日的对外扩张，不仅消除了匈奴这一对中原生存威胁巨大的强敌，还奠定了其后千余年中原王朝的地缘框架与疆域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