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历史】清圣祖康熙帝以“崇儒重道”为其基本的文化国策

清圣祖康熙帝是清朝入关后的第二个皇帝，作为一位出身于少数民族的封建帝王，他对儒学极为尊崇，以“崇儒重道”为其基本的文化国策，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比较典型的。
康熙帝名爱新觉罗·玄烨，生于清顺治十一年（1654年），崩于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年），享年69岁，在位61年，是一位很有作为的封建帝王。
自从儒学产生以来，特别是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历代封建王朝在制定政策时，都不能也没有对儒学视而不见，重视文教，一直是历代王朝相沿不变的传统。清朝的统治者也是如此。
在入关以前，他们已经深受汉文化的熏陶和濡染。
据说，后金政权的建立者努尔哈赤便熟悉汉文，受汉文化影响颇深。皇太极继立以后，也对汉人进行优礼，用他们制定国家制度。清朝建立之初，虽然战事频仍，戎马倥偬，但顺治皇帝亲政不久，便开始重视文化建设，顺治十年，颁谕礼部，把“崇儒重道”作为其文化政策，以图振兴文教。然而，这一国策尚未来得及付诸实施，顺治皇帝便驾崩西去。
康熙帝少年即位，由满洲四大臣辅政，他们反对接受汉族的文化传统，在文化政策上倒行逆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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瓜尔佳·鳌拜
康熙六年（1667年），玄烨亲政，又过了两年，清除了以鳌拜为首的顽固守旧势力，使文化建设重新走向了正轨。
这一年，康熙皇帝亲临太学祭祀孔子。康熙九年（1670年）八月，恢复了被鳌拜等人撤销的翰林院；十月，康熙皇帝提出了以“文教是先”的十六条治国的纲领；十一月起，相继举行“日讲”和“经筵”大典，这些典礼具有封建帝王“崇儒重道”的象征意义。
【【爱历史】清圣祖康熙帝以“崇儒重道”为其基本的文化国策】以后，在一些汉族文士的辅助下，年轻的康熙帝由朱熹的《四书集注》入手，继而学习《尚书》《周易》《诗经》《资治通鉴纲目》等。
康熙十七年（1678年）一月，玄烨颁谕吏部：“自古一代之兴，必有博学鸿儒振起文运，阐发经史，润色词章，以备顾问著作之选。朕万几时暇游心文翰，思得博洽之士，用资典学。我朝定鼎以来，崇儒重道，培养人材，四海之广，岂无奇才硕彦，学问渊通，文藻瑰丽，可以追踪前哲者？”于是，诏举“博学鸿儒” ，以备顾问著作之选，罗致天下名士学者143人参加，经过次年春天的考试，录取一等20人，二等30人，俱入翰林院供职。
诏举“博学鸿儒”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标志着康熙帝已经将“崇儒重道”的国策具体地付诸实施，奠定了奖掖儒学的基本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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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学鸿词
康熙时期的诏举“博学鸿儒”被认为是一种“旷世盛典” ，在思想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笼络了一批士人。
如徐乾学及其弟徐元文等就是以经学致显的，他们被视为亲近之臣，侍于左右，备受礼遇。又如汤斌、李光地也都是著名的理学大臣，汤斌以道学受宠，特授江宁巡抚，历官礼部尚书。李光地更是倍受康熙皇帝宠幸，康熙帝甚至说：“知光地者莫如朕，知朕者亦莫光地若也。 ”另外，以理学而受到康熙重用者还有不少。
康熙皇帝还十分注重购求、编纂以及诠释儒学典籍。
他认为“书籍关系文教” ，曾说：“唯以经学史乘，实有关系修齐治平，助成德化者，方为有用。 ”因此，他在自己初政的20余年中，不仅广泛搜求秘籍，还多次组织儒臣编辑图书，在经学方面，编成的著作有《日讲四书解义》《易经解义》《书经解义》《孝经衍义》等。
李光地则秉承康熙皇帝的御旨，编纂《性理精义》以阐明性理；撰《理学真伪论》以试词林；又刊定《性理大全》、《朱子全书》等，广为流传。
此外，康熙时期编辑撰写而成的其他方面的著作还有很多，这些著作涉及史学、诗文、音韵、天文、历法、数学、地理以及名物汇编等。其中的一些著作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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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新觉罗·玄烨
在尊崇孔子与儒学方面，康熙皇帝落实在了具体的行动上。他亲政之初在太学释奠孔子，应该说是仅仅做出了一种尊崇儒学的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