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历史】明朝末年的状况，给人的感觉就一个字：乱

说起明朝末年的状况，给人的感觉就一个字：乱。但梳理其过程，源于女真强势崛起后引发的一系列连锁反应：
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努尔哈赤宣布告天七大恨，正式在辽东反明。明朝在全国组织起20万大军，加上李朝、女真叶赫那拉部，一共24万兵马，随后兵分四路、由杨镐担任总指挥前去，结果却因武备废弛、大意轻敌、指挥不当等诸多问题，惨遭萨尔浒之败。
接下来，明朝先后委任熊廷弼、孙承宗、袁崇焕等人经营辽东，从实际表现而言，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对付女真都相当有心得，但明朝廷政策极不稳定，上述操持边事的大员要么被撤、要么被杀，人事的反复折腾，进一步消耗了明军的实力。
为了应对糟糕的辽东战局，明朝不断对内加码征集军费。万历初年，明朝征税总额大概400万两左右；萨尔浒之后的几年里，增加了500多万；而崇祯年间的十多年里，陆陆续续增加了1700多万两之多，老百姓苦不堪言；加上北方常年爆发灾荒，层层压力之下，流民四起、经济崩盘，明朝内部大乱。
虽然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明末的乱局根本上是由腐败的政治、困顿的经济导致，但辽东的战事无疑是点燃这些矛盾的导火索、催化剂，无底洞一般的军费消耗几乎把民力燃烧殆尽，而且最要命的是：看不到扭转战局的希望。
怎么应对这种情况？历史上的例子比比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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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邦
【【爱历史】明朝末年的状况，给人的感觉就一个字：乱】西汉初年，数十年的战火让中原疲惫不堪：“丈夫从军旅，老弱转粮饟，作业剧而财匮，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 。因此，面对匈奴的外部袭扰，刘邦在尝试以武力解决未遂后，立即改变策略，此时几十年间，西汉统治者都延续了和亲的策略，默默稳固统治、积蓄力量后发起了全面反击。
隋朝末年，东突厥强势崛起，隋末群雄纷纷向其称臣借力，连李氏父子也不例外；随着唐朝统一中原，突厥的胁迫、勒索也越来越严重，动辄十几万铁骑漫山遍野入侵；玄武门事变后，他们甚至兵临长安城外。面临羞辱，李世民鉴于“吾即位日浅，国家未安，百姓未富” ，选择了赠送钱财、达成和平盟约；却在短短三年后抓住对方的内部问题发动致命一击、一雪前耻。
当然，也有反面例子。五代时期，石敬瑭以赠送燕云十六州、自称儿臣为代价，获取了契丹的支持、建立后晋；石重贵即位后，不甘受此奇耻大辱，与耶律德光开战。虽然有大臣认为，鉴于后晋国力枯竭、军民疲惫，而且契丹上下一心、无机可乘，建议忍辱负重，先恢复国力、再寻衅反击；但架不住一众主战派的拱火，石重贵坚持硬碰硬，结果导致耶律德光南下灭亡后晋，几乎提前上演了靖康之耻。
在涉及到一国安危的事务层面，军事从来都不是唯一选项，只要能解决问题，政治、经济手段都是备选方案，韬光养晦、积蓄实力，充满了顶级政治家的智慧。
客观来说，当明朝内外交困、岌岌可危的现状持续了数十年，通过“议和”来缓解外患、节省大量的军费，从而腾出手来减轻民间负担、整顿内忧，也许还有一线生机。但神奇的是，无论朝野，一直没人提这事；崇祯十三年（1640年），时任兵部尚书陈新甲提出了这一思路，向来硬气的崇祯皇帝眼看着局面越来越不可收拾，默许了这一方案，并且密令陈新甲全权办理。当时，考虑到攻入关内没啥指望，皇太极也想缓口气，双方几乎谈妥，大概是开通互市、赠送金银百万两、皇太极自降国格等等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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渭水之盟
这跟历史上的渭水之盟、澶渊之盟等等和谈方案类似，条件看起来挺憋屈，但如果算算账，其实会发现挺划算，毕竟当时的明朝为了应付战事每年的消耗何止千万，更别提千千万万将士的性命。
然而，由于陈新甲保密工作不到位，议和的消息传出，朝廷顿时炸了锅，无数官员慷慨激昂、义愤填膺，强烈反对向眼中的“鞑虏”低头。眼看群情激奋，崇祯皇帝不得不低头认怂，杀了陈新甲以泄众怒。
其实类似的事件不止一例。名将孙传庭受命对付李自成时，鉴于军备不整、粮草不足的情况，于关中屯田练兵、积蓄实力，但朝廷的言官却纷纷指责他按兵不动、心怀不轨，搞得崇祯皇帝也疑虑重重；在他们的轮番逼迫下，孙传庭自知有去无回，但他情愿战死、也不愿再次面对文官们的羞辱：“往不返矣，然大丈夫岂能再对狱吏!”只得仓促出击，结果“传庭死，大明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