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历史】崇祯清晰认识到所谓”流寇“问题的日益严重性

崇祯十一年，大明帝国在崇祯的苦心孤诣的治理下不仅未见一丝好转，相反如同行驶在巨浪中的颠簸大船，险象环生。此后崇祯迅速提拔杨嗣昌出任兵部尚书，负责整体战略的协同。面对大明的日益衰败与被动，崇祯认为归根到底是“倚任非人” ，说白了就是始终没能选好将领，才最终导致“虏猖寇起” ，而后金也无非三次打进来，而“寇则七年” ，在他的潜意识里已经清晰认识到所谓”流寇“问题的日益严重性。
一、攘外还是安内，崇祯抛出试题，杨嗣昌洋洋洒洒给出明确答案
为此他给群臣出了一道考题，回答面对如此危局，将如何兼顾安内与攘外，进而实现破局。其实在任用杨嗣昌出任兵部尚书时，崇祯依旧在“攘外还是安内”左右摇摆。因为一旦首先“安内”这就意味着要与清朝议和，才能腾出手对付内乱。但是，官僚集团是整个大明的风向标，而他们则想一扫边防威胁，集中所有优势兵力对清朝进行全面出击，堂堂大明国怎么能和偏居一隅的“蛮夷”议和呢？至少，地方起义最多算是“内部矛盾” ， “一致对外”才是符合天道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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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画像
【【爱历史】崇祯清晰认识到所谓”流寇“问题的日益严重性】崇祯抛出议题后，杨嗣昌洋洋洒洒在答卷中向崇祯交卷。虽然深知这一言论必将如同一股逆风被大明这官员们所反对，于是杨昌嗣不得不迂回从历代“天人感应”继续向“安内”上引题。从东汉谈起各种上天“上天示警” ，但是并未出现什么后果谈起。并且第二年匈奴人主动在五原塞向汉求和，光武帝把这件事抛出来叫大家议论，结果公卿们认为不能轻易答应。而五官中郎将耿国则力排众议，参照汉宣帝迁徙匈奴于阴山故事主张答应议和请求。接下来杨昌嗣又列举唐宪宗接受议和以及宋朝连年灭北汉、征契丹，连战连败，宰相总结说:“圣人举动出于万全，必先本后末，安内方可攘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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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战争形势图
情况还是超乎崇祯和杨昌嗣的预料，群臣激烈反对杨昌嗣，片片飞雪般带着激烈的唾沫批判杨嗣昌，他们站在道德最高点猛烈抨击杨嗣昌的不负责任的“歪理邪说” 。杨嗣昌对此回应说:“前年秋天清兵进入内地，那时焦劳者只有皇上，死事者只有张凤翼。边锋深入，生灵涂炭，大家都冷眼旁观。如果策划一事，局外人怀疑，局内人也怀疑，还有什么成功的希望？”由于杨嗣昌的“攘外必先安内”的言论甚至一度出现群臣阻止崇祯拟提拔他进入内阁参预机务。尽管崇祯全力重用杨昌嗣，却面对如此反对声浪表现出缺乏定力，继而开始摇摆不定。
二、“恨用卿晚”和杨嗣昌的“十面张网” ，从卓有成效为何滑向失败。
杨嗣昌的崛起得益于崇祯的亲自发掘，此前兵部尚书张凤翼畏罪自杀，于是崇祯起用在家守丧的前宣大总督。虽然以守丧为由，杨昌嗣终于还是被崇祯的三次下书征召所感动，颇有诸葛亮之于刘备的“受恩感激” 。出山前，杨嗣昌涉猎广泛，对大明兴衰战略问题颇有研究。当崇祯召见他时，看到杨嗣昌谈吐从容，才思阔达，深度向崇祯汇报了大明的战略问题，这些对于崇祯来讲非常新奇，每次诏对都延长时间，对杨昌嗣所提言听计从，有时听到激动处为之拍案叫绝，感叹说:“只恨遇到爱卿太晚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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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崇祯的知遇之恩，杨嗣昌自然也是感激涕零，愿意为大明平定天下竭心尽力。他最终向崇祯提出目前大明存在的战略问题和如何针对解决内外交困的三大方针:第一，必先安内然后才能攘外；第二，必先足食然后才能足兵；第三，必先保民然后才能荡寇。这三大战略正是这个大明面对的首要问题，面对内部出现的“流寇” ，与关外虎视眈眈的满清，到底先主要对付谁一直成为帝国的最大摇摆。在崇祯起用杨嗣昌的原因“安边荡寇”的四个字后，杨嗣昌以此进行阐述。此时崇祯与大部分臣僚基本一样，认为安边第一要义，而“荡寇”是次要情况。他颇为形象生动地对此描述为什么要将“攘外必先安内”作为帝国重心。他将大明比作人身，京师是头脑，宣大蓟辽边镇是肩膀，黄河以南大江以北中原大地是腹心。现在的形势是，边境烽火出现于肩臂之外，乘之甚急；“流寇”祸乱于腹心之内，中之甚深。所以急者固然不能缓图，而深者更不容忽视。一旦腹心流毒，则元气尽失，徒有外表肌肤。所以安内方可攘外，并非缓言攘外，正因为攘外至急，才不得不先安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