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19年10月，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哲学学会院士，美国哈佛大学“卡尔·福兹海默大学教授”、哈佛大学图书馆馆长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应邀在浙江大学进行了三场讲座，题目分别为《地下书籍如何充斥旧制度法国图书市场？》《数字化，民主化：图书馆与书籍的未来》《文学和国家：十八世纪的法国，十九世纪的印度和二十世纪的东德》 。
澎湃新闻经授权独家刊发演讲稿译稿，本文为第三篇，译者张扬帆（浙江大学历史系本科生），张弛（浙江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校订，罗伯特·达恩顿审定，有删节，部分注释从略 。
文章插图
罗伯特·达恩顿在灵隐寺留影
文学（literature）和国家的关系因时因地而呈现出极不同的样貌 。这个主题很复杂，以至于任何一种概括的尝试都显得不太现实 。然而，我依然试图通过对以下三个威权政府的讨论来考察文学和国家的关系：18世纪法国的波旁王朝，19世纪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和20世纪东德的政权 。上述三者，每一个都发展出了自己的——实在想不出有什么更好的词——审查制度 。
首先，你或许以为我应该先考察什么是审查制度，进而给出一个定义 。但是，这种方法会导致一个在法语中被称作“提得不好的问题（question mal posée）”的危险，即一个被错误地提出，同时会将研究引向错误方向的问题 。“审查制度”被具体化，这便是定义所蕴含的风险 。定义让“审查制度”变得好像是一个物自体，一个和在血液当中可以被追踪的放射性物质一样的物自体 。
为了避免上述的危险，我会问另一个被社会学家戈夫曼作为一切调查的出发点的问题，即：“这里正在发生什么？”因此，我会深入到审查系统的运作之中，去询问审查员他们工作的本质，然后通过人类学家口中的“文化持有者的内部视角（the natives’ point of view）”去尝试理解他们的行为模式 。
人类学式的史学需要大量的档案做支撑，十几、几十份是不够的，要成百上千份才行 。同时，为了获得一个一般性的结论，研究应该是比较性的 。因此我会对三个案例研究进行讨论，并努力将民族志分析和比较史学结合起来 。需要补充的是，我研究的是一般意义上的书籍和文学的审查制度，而不是报纸、电视或者是网络的审查制度 。
首先来看一下法国 。我们可以从典型的合法书籍（typical legal book）的书名页上的标志开始 。这本书是：《美洲岛屿的新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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