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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纪元 。
【坚持时代与人民相统一（与时代同步伐以人民为中心）】2016年11月3日，纪元离开了这个世界 。我是第二天从朋友的微信里知道这个消息的 。尽管我较早得知他身患癌症，但仍觉震惊和意外 。
在半年前的一次电话里，纪元介绍了他患病和治疗的情况，说经过治疗，癌细胞减少了很多，他也没感到有太多不适，因此还继续上两门课 。言谈话语之中，他对治愈有相当的信心 。他甚至还举出山东大学刘大钧教授当年给他算命的事情 。刘大钧是易学专家，据说算卦相当准 。有一年刘大钧教授和几位学者出国访问要乘飞机，他经过掐算认为有危险，需带圆形的东西才能保平安，于是，刘教授就抱着一只西瓜到了机场 。后来不知道机场是否允许他把西瓜带上了飞机，反正刘教授的那趟旅行是很平顺的 。这件逸事是纪元以前讲给我听的 。在电话里纪元再次提到刘大钧教授，因为刘教授早年间就给他算过，说五十多岁的时候纪元命里会有一个坎，如果顺利迈过去，他能活到八十多岁呢 。纪元说，希望八十多岁的时候，我们还能这样打电话聊天 。我说肯定没问题，咱们就做个约定吧，你可不要失约呀 。
纪元终究还是没有迈过这个坎 。在他离开之后，陆续看到一些纪念文章，每篇我都仔细看了，从中也了解到别人眼中的余纪元是个怎样的人 。这些天来，也许是在开车的时候，也许是在散步的时候，也许是在眼望窗外发呆的时候，我会突然想到，纪元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以后再也没有机会见面聊天了 。于是我就想，我应该写点什么 。如果说到有资格写纪念文字，我肯定是可以排在前面的 。因为，我跟纪元是研究生同学，他的书经过我的手出版的最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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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2月，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汕头年会，坐者从左至右为：邓晓芒，余纪元，李明辉 。
纪元是从山东大学考到中国人民大学读研究生的 。读研期间我们一起上过课，因为都是西方哲学方向 。虽然他的专业方向是古希腊哲学，我的是德国古典哲学，但我们有一些共同的课程 。当时对他的印象比较深 。因为他那个时候就显现为是一个善于提问的人 。有人说，善于提出问题比善于解决问题更重要 。读书期间我的苦恼之一，就是觉得西方哲学史上那些大哲学家说得好像都对，明明他们的观点是那么不同 。纪元善于提问，因为他善于思考 。这是我对他最初的印象 。那个时候并没有什么交往，碰见仅仅是简单的微笑打招呼 。
研究生毕业之后，我到人大出版社工作 。不久就遇到了《古希腊哲学》和《亚里士多德全集》的编辑出版任务 。这两个项目都是苗力田先生带着研究生一起做的，苗先生也是我的老师，他得知我去出版社工作，就指定我担任责任编辑 。《古希腊哲学》是单本书，由多人合作而成，纪元也参与了，但他负责哪个部分，因手头无书，无法查阅和确定 。《亚里士多德全集》共10卷，记忆中纪元主要翻译《工具论》中的前后分析篇 。因为全集的编辑出版过程中纪元都在国外，所以从开始编辑到出版完成的十年间，与纪元没有联系 。
到2007年5月，当时人大出版社总编辑周蔚华说余纪元回来了，纪元的书写得不错，可以翻译为中文出版 。于是我与纪元相约在人大的水穿石咖啡厅见了面 。此后的出版过程十分顺利 。纪元所著《德性之镜：孔子与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2007年由英国著名学术出版社Routledge出版，中文版由人大出版社2009年3月推出 。为了推荐这本书，我作为策划编辑不揣浅陋写了一篇书评，发表在《中国图书评论》2009年第10期上 。《德性之镜》的内容介绍是这样写的：“《德性之镜》是迄今为止对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与儒学伦理学最系统的比较研究，旨在发展对它们的新的解读，并揭示它们对当代伦理学的意义 。它让这两种主要的德性论伦理学体系作为平等对话者，考察了它们在伦理学的性质、人性、中庸说、传统的价值、自我修养、道德教育、友爱、家庭、德政、道德情感、道德智慧、人生最高境界等主要伦理问题上的异同及其原因，探索了这些异同对当代德性论伦理学的影响 。《德性之镜》也提出并展开一种新的比较哲学模式，试图拓宽东西方哲学比较的视野 。”这段话读起来有点文绉绉，但可以从中大致了解这本书的主题和内容 。纪元还有一篇论文《“活得好”与“做得好”：亚里士多德幸福概念的两重含义》，发表在《世界哲学》上 。
综观其发表的研究成果、开设课程，乃至日常聊天，都可以发现，纪元对哲学具有一种发自内心的热爱，而他对哲学的理解，用一种通俗的讲法，大概属于人生哲学的范畴 。人生哲学听起来有点俗，在有些人（尤其是哲学专业的人）看来可能过于浅显，或者根本说不清，因而对它没有什么好感 。但实际上，哲学从它的起源来说，恰恰是要思考什么样的生活是好的，什么样的人生是值得过的 。在《理想国讲演录》里，纪元谈到柏拉图做哲学的动机：“柏拉图的《理想国》想要做的就是要帮助人们认清自己是传统的或流行的价值观念的囚徒这一生活事实，帮助人们解脱精神枷锁，反思自己的生活，活得清楚明白 。这样的情怀才是柏拉图做哲学的动机 。因此，我们阅读《理想国》，不只是能获得哲学知识与方法，而是要能以此反省自己的价值系统，改进自己的生活方式 。”这段话何尝不是纪元自身哲学研究旨趣的写照呢？他对亚里士多德与孔子伦理学的比较研究，对德性、幸福等概念的极为精微的梳理，都是围绕“活得好”还是“做得好”等人生意义与价值问题展开的 。面对哲学各个二级学科分化严重、彼此距离越来越远的情形，纪元仍然坚持哲学的本来使命，探索那些与生活和生命密切相关的问题，这在当今这样的时代里显得尤为可贵 。
2007年和2008年，纪元回国讲学，给学生们讲柏拉图的“理想国”和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我去听了部分课程 。记得当时教室很大，学生很多 。因为学生太多，纪元不能按照美国讲哲学的研讨班方式来讲哲学，只能由他来主讲，学生有问题可以提问和讨论 。这样的讲课方式倒有一个好处，纪元可以把他对这两部名著的理解比较全面系统地讲出来 。在我的建议之下，这两门课的讲稿整理后，也在人大出版社出版了 。这两本书，哲学系的学生可以作为进入西方哲学殿堂的入门书来读，对照着《理想国》、《尼各马可伦理学》的中文本和英文本来反复阅读，我认为这是非常好的哲学训练 。尤其是《理想国》，正如纪元所说：“在西方国家的大学里，《理想国》常常被选作哲学导论课的教材 。没有什么人编写的教科书比《理想国》更能把人引入哲学 。《理想国》也经常用作博士生研修课的文本，是训练哲学专门人才不可或缺的课程 。”
不知为什么，现在记忆犹新的是这样一个画面，那是2008年5月汶川大地震之后的一天，我去纪元的课堂听课，课程开始之前学生们一起为大地震死难者默哀，带领大家默哀的是现在相当有影响的年轻学者周濂 。周濂跟纪元商量安排默哀的环节，纪元表示同意 。当时的表情、场景和氛围，现在想来仍历历在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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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纪元部分著作 。
说到纪元的学术追求，我可以举出两个例子 。纪元曾经在英国牛津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工作过一段时间，那时他还比较年轻，在逛书店的时候，看到书店里摆放的图书，他曾经立誓，总有一天要让自己写的书出现在世界上最著名的学术书店里 。这一点他做到了 。
第二个例子是，我曾经劝他重新翻译《亚里士多德全集》，或者对亚里士多德的主要著作进行详细的注释 。他对亚里士多德是钟爱的，他的研究始终未曾离开亚里士多德 。把研究亚里士多德的心得体现在对亚里士多德著作的翻译和注释中，让更多中国人更深入理解和体会亚里士多德，这是一件多么有价值的事情啊 。如果说谁有资格做这件事，纪元无疑是最有资格的人之一 。但是，我多次劝说之后，他还是婉拒了 。他给出的理由是，他要写出更多英文著作，站在学术的最前沿，与世界上这个领域最著名的学者相互切磋砥砺，对学术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翻译、注释等学术普及性的工作，或许等老了再做更好 。我敬佩他立志高远，也就不再劝说 。但我还是没有死心，我还在满怀希望地等待，等待若干年后他能够答应我的邀请 。但是，他的愿望落空了，我的愿望也落了空 。人徒有志，天不假年 。天不假年，如之奈何！
亚里士多德说过：“有些人劝导我们，作为人，要多想人的事，作为有死者，要多想有死者的事 。我们一定不能听从他们，而是必须尽我们最大努力让自己不朽，竭尽全力去体现我们身上最好的东西 。”让自己不朽，怎样叫做不朽呢？有死者的肉身终归化为尘土，不朽的只有精神和知识 。普罗大众是没有资格谈不朽的，他们能够留在世界上的，恐怕只有子孙血脉 。学者和知识分子，写东西的人，才具有不朽的可能性 。其中的佼佼者，最能接近不朽 。我想，纪元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吧 。对于他的学术贡献，我没有资格和能力置评，但我愿意相信这一点 。而我自己，也算是对他的不朽有所助益，毕竟，他的许多成果的出版工作，我是参与了的；他的一些书的出版是我发起和推动的 。在他的一些书上，有他的名字，也有我的名字 。虽然，纪元是作者，我只是策划编辑 。So what? 编辑工作自有其价值和魅力，尽管只有自己知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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