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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长期以来医生应对各种癌症不外乎三种手段:手术切除肿瘤(刀)、放射线治疗(线)、药物治疗(药)。虽然这些方法各有利弊,但是它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在治疗的同时可能会对人体造成伤害,有时甚至会达到“两败俱伤”的程度。
不同的癌症治疗策略,其效果和为患者带来的负面影响之间如何权衡?这也是业内和癌症患者及其亲属一直在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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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治术”说法有待商榷
当前,虽然外科手术技术快速发展,其安全性逐渐提高,但外科医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手术是一把“双刃剑”。它既能帮助患者解除病痛,也可能破坏患者机体的完整性,造成损伤,甚至可能危及患者的生命。
将肿瘤原发病灶,连同周围的淋巴结转移区域的组织进行彻底切除的手术,称为根治术。
癌症患者如能得到根治术的治疗,特别是在癌症早期及时发现并进行手术切除,医生和患者都会感到庆幸。但是,千万不能认为这样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其实,一些经历肿瘤根治术的患者,数年后仍有一部分会出现癌症复发或转移。
这些复发或转移的癌症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
研究发现,一些具有生命力的肿瘤细胞,包括具有增生能力和转移潜能的肿瘤细胞,在根治手术前或过程中即可脱落进入血液循环中,成为循环肿瘤细胞(CTC)。
也就是说,在恶性肿瘤进展的早期(尚未发生转移),在出现肿瘤转移病灶之前,实体肿瘤上就会有少量肿瘤细胞脱落,进入到血液循环中。若如此,所谓的“根治术”说法则应大打折扣。
以为切除肿瘤就算是治愈了,这其实是一种误解。癌症之所以发生,必有其内在原因和外在一系列复杂因素的相互作用。如果我们没有从根本上消除上述引发癌症的复杂因素,而仅仅切除了肿瘤,则无法从根本上保证癌症不再发生。因为,在切除肿瘤之前,很可能有少数癌症细胞悄悄地逃逸并潜入外周血液中,潜伏起来伺机兴风作浪。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必须从根本上清楚地认识到根治术的局限性,应当从内、外因素综合作用的大背景去考虑癌症的治疗和康复。
因此,外科医生在决定为患者实施手术前,必须认真考虑以下几个问题:第一,我们的外科手术是否能给患者带来生存获益或生命质量的改善。第二,与其他学科的治疗方法相比,外科手术带来的生存获益是不是最大,在同样获益情况下,外科手术给患者的创伤是不是最小。
要回答这些问题,外科医生需要不断学习,不仅需要掌握外科领域的新知识和新技术,还要充分了解其他学科的前沿进展,积极进行多学科诊疗(MDT),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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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癌药物经历三次变革
在癌症治疗中,药物治疗是主要途径之一。随着治疗理念和技术的不断变化,抗癌药物已经历了三次重要的变革。
第一次是1940年开始出现的细胞毒性化疗药物。现在临床上使用的绝大多数化疗药物都属于这一类。常用的几十种化疗药物作用机制各不相同,但共同的机制都是杀死快速分裂的细胞。
然而,这类药物致命的弱点是它无法区分肿瘤细胞和正常细胞(敌我不分)。因此,化疗药物在杀伤癌细胞的同时,也会大量杀死人体中正常的、分裂较快的干细胞,包括骨髓细胞、肝细胞、胃肠上皮细胞等,从而引起一系列严重的副作用,对患者造成不可逆的损害,甚至导致死亡。
第二次变革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在临床上应用的靶向治疗。由于普通化疗药物治疗指数低、副作用强,因此,科学家一直在寻找能够特异性消除癌细胞,而不影响正常细胞的治疗手段。20世纪70年代,致癌基因的发现,使这一想法变成现实。科学家开始尝试开发新药来抑制癌细胞独有的致癌基因,有选择性地杀死癌细胞,而不伤害正常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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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靶向药物有几个缺点,一是每一种靶向药物只对很小一部分患者有效,二是它很容易发生耐药,三是它仍旧会产生各种不良反应。
第三次变革则是目前方兴未艾的癌症免疫疗法。免疫疗法针对的是机体免疫细胞,而不是癌细胞,目的在于激活人体自身免疫系统。
理论上,它具有巨大的优势:不会损伤正常免疫系统,反而会增加其免疫检测作用。免疫系统被激活后,理论上可以治疗多种癌症,同时抑制癌症细胞产生耐药性,降低癌症复发率。然而,近几年的实践表明,现有的免疫治疗药物,如PD-1(程序性死亡蛋白-1)抑制剂和PD-L1(程序性死亡蛋白配体-1)抑制剂也会产生多种不良反应,这也是正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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