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女士|警惕女性“沉默杀手”！卵巢癌家族史是重要信号陈志南|教授|专家|上海大学|上

癌症，在大多数人看来或许是一个“随机事件”，但对于有一些人来说，却像是“命中注定”的一劫。
贺女士40岁那年，母亲确诊卵巢癌III期，之后艰难地治疗了一年半，却仍因复发去世，年仅60岁。在此之前，母亲的妹妹也因乳腺癌离世。癌症接连带走了她的两位亲人。
8年后，相同的命运似乎又要在贺女士及其胞妹的身上上演。48岁那年，贺女士已经过了一次晚期卵巢癌手术，而她的妹妹也正在与乳腺癌作抗争。
这一切真的只是巧合吗？
在贺女士的主治医生——北京协和医院妇科肿瘤中心主任医师潘凌亚教授的眼中，这一切不幸绝非巧合。看似“命运的安排”，实际上很可能是由一个遗传性的致病基因突变所引起的。而在实际治疗过程中，经过基因检测，贺女士的BRCA基因突变结果呈阳性，这就是将她们一家两辈人笼罩在卵巢癌及乳腺癌的阴霾下的罪魁祸首。
【 贺女士|警惕女性“沉默杀手”！卵巢癌家族史是重要信号】所幸的是，得益于肿瘤分子生物学的不断发展，针对特定基因突变的创新靶向药物的面世，让像贺女士这样的患者也有了向命运发起挑战的武器。而近年来国家医保政策的不断完善，更为她扫平了这抗癌路上最大的顾虑。
如今，贺阿姨已术后近30个月，从她的身上已看不出任何癌症病人的痕迹。
一家四口患病：癌症为何“偏爱”她们？
40岁那年，家住大庆的贺女士正操心着女儿的中考，而母亲确诊卵巢癌的消息传来，让她的生活突然忙碌而焦躁起来。母亲当时才58岁，身体一直都很硬朗，除了近些时间人略显消瘦，肚子却日渐富态起来外，从未听说有任何不适。没有人想过，那是晚期卵巢癌引起的腹水。
几个姊妹陪着母亲在东北辗转了几家大医院，却眼看着母亲日渐虚弱，手术和几轮化疗后，尚未恢复过来的母亲又再次复发，从首次确诊到去世仅仅一年半。
好不容易和妹妹互相扶持着走出了母亲去世的阴影，2019年，48岁的贺女士也确诊了卵巢癌，而这已是家族中第四位患上乳腺癌或卵巢癌的女性了。
实际上，几年间，由于频频有亲人确诊，贺女士其实已非常警惕自己的身体状况。但即便如此，却依旧没能逃过一劫。当她发现脖子上有个肿块后，立即去医院进行了检查，经过诊断，她确诊为卵巢癌IV期，且已远端转移到颈部淋巴。
作为一名经验丰富、国内一流的妇科肿瘤大夫，说到卵巢癌早期筛查的可能性，潘凌亚教授也无奈地表示，卵巢癌确实堪称女性的“沉默杀手”——由于早期症状极不明显，且肿瘤位置通常也很隐蔽，难以通过B超或是其它有效筛查有段发现，这导致大约70%左右的患者和贺阿姨及其母亲一样，确诊时已是晚期。
而贺女士的病情，甚至比她母亲当时更为凶险，可以说是最晚期的情况之一。
基因检测查出“元凶”
一想到母亲治疗时受了那么多苦，最后仍然没有逃过复发，贺女士心中已万念俱灰，但看着家人们为了她的病忙前忙后地张罗，她还是在妹妹和丈夫的陪伴下，踏上了去北京看病的路。也正是与潘凌亚主任的那一次问诊后，转机出现了。
“听完我的家族史，潘主任就准确地推测出了我和妹妹的分型，甚至连我们发病的顺序都说得完全准确”，贺女士不得惊呼，“太神了！”
潘凌亚教授并不是“神算子”，只是从贺女士的家族史中，发现她的情况高度符合BRCA基因突变引起的遗传性乳腺癌卵巢癌综合征，而这一类人群的发病往往有规律可循。研究已表明，大约22%左右的卵巢癌患者是由于BRCA1和BRCA2基因突变引起的。
“潘主任说，正好有针对BRCA基因突变的新靶向药了，如果检测结果真的是阳性，还是很有希望的”，贺女士回忆，“那时候我想，或许，我不一定会走我母亲的老路了。”
2018年到2019年，正是中国卵巢癌治疗正发生革命性进步的时刻。肿瘤分子生物学不仅推动了基因检测技术的日渐成熟，更催生了针对特定靶点突变的创新靶向治疗药物。而创新靶向治疗药物受到的广泛认可与临床应用，又让卵巢癌的治疗模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维持治疗”改变命运
“在过去，晚期患者即使经过手术和化疗，三年内复发的概率高达70%，这也是为什么卵巢癌尽管发病率并不是妇科肿瘤种最高的，但死亡率一直稳居第一的重要原因”，潘凌亚教授表示，“PARP抑制剂的问世为卵巢癌患者带来了希望，以前卵巢癌就是手术和化疗，对于复发大家都束手无策，但现在除了手术、化疗外，又增加了维持治疗，这已经形成了一种新的治疗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