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家|今天的游戏：放逐精神的理想国还是微缩现实的修罗场？︱播客( 五 ) 新闻学|暴力|世界|理想国|精神

澎湃新闻：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那篇文章，两位玩游戏的时候有没有思考过自己也许正在进行一种“劳动”？
杨凯文：我觉得我不会，至少玩游戏的过程中我是开心的，如果这个游戏让我不爽的话，我可以马上换一个游戏，但如果是实际中的劳动关系，很多时候你还不一定能够马上跳槽，去换另一家工作，所以我觉得这种语境下，即便游戏是劳动，它也是一种相对宽松的、可接受的劳动。
姜宇辉：在古希腊， “劳动”其实是有积极含义的，劳动本来是一件好事，用马克思自己的话来说，劳动“把人类本质性的力量展现出来” ，只不过到了资本主义工业大生产的时代，原本展现人类力量的东西反过来变成操控我们的东西。
我觉得游戏可以是一个很强大的剥削机器，但它也许同样存在着把异化的劳动转化为本真劳动、回到劳动本来含义的可能，玩游戏的时候我会体会到这是我自己在劳动，哪怕玩很“干”的游戏，比如说在《星露谷物语》里的农场，我也会觉得是我在主动地、自由地在做这个事情，它是我能力的展现，我做出来的产品和我自身之间有一种密切的关系，生产它们的过程之中有一种陶醉感、享乐感。
澎湃新闻：如果你从一些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入手，会发现玩游戏这个行为本身，它其实在被一些现实中的力量所构建，近些年来游戏也被很多学者纳入“数字劳动”的视角下来讨论。简而言之，就是你玩游戏的同时是在产生数据的，在玩游戏的同时，其实也是在为整个资本的利润机制做出贡献。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你玩游戏可能就是一种劳动。那么，我们在玩游戏的过程中，如何避免自己被过度地卷入其中？
姜宇辉：在大数据生产的过程里，游戏提供了一个天然的平台，在这个平台，可以通过数据传输、积累、计算去衡量一个人的价值，也因此打造出一种全新的劳动形式。我甚至可以做这样一个断言，游戏会是大数据时代非常主流的一种劳动方式。
关于如何从中挣脱，我还没有很明确的结论，但我觉得能够看到这个问题至少已经是一个起点。如果放在十年前，我们谈论游戏根本不可能想到剥削、想到劳动，只会把它视为一种娱乐，一种商品——甚至是无足轻重的商品。这就说明游戏本身在发展，我们对游戏的认识也在深化。
澎湃新闻：你希望自己经常玩的游戏破圈，然后进一步被非游戏玩家广泛讨论吗？
杨凯文：说实在的，不是特别愿意。我玩MMORPG偏多，这和《阿凡达》的故事差不多，当你发现了一个未知的世界，你在这个世界里，你有自己结识的关系，有你对世界的认识，一旦你把这个世界向更多人开放，他们的到来可能让这个世界变样。比如外挂和低素质玩家，都会给这个小世界造成不可逆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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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凡达》海报。
姜宇辉：我已经在讨论了（笑），当然我也很能理解这凯文作为玩家想拥有一个温暖小家园的心情，但我是搞哲学的，我们天然的使命就是去反思很多东西，无论做什么事情总会去提一个“why”：为什么要去做这个事情？它的意义是什么？它的本质是什么？你说庸人自扰也好，你说这是一种关怀或者关切也好，这就是我们的习惯，为世界提供一种反思的视角。
我们应该把游戏严肃化
澎湃新闻：有一个关于学术生产的问题想请教姜老师，作为一个不玩游戏的人，想要去彻底理解一个游戏的机理其实是比较困难的，即便认真了解了它的全部规则，也总有一种隔岸观火的感觉。您在写游戏研究相关论文的时候，有没有一种负担，就是要给审稿人解释清楚作为个案的游戏是怎么运转的，然后才可以去有的放矢地进行批判呢？
姜宇辉：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研究的不是游戏学，不是游戏的设计，不是游戏史，不是游戏的传播，不是游戏的产业，只是关于游戏的哲学。
游戏作为一个新兴的现象，为我思考哲学提供了很多新鲜的素材，也有一些挑战和刺激，让我去回想我学过的、看过的那些哲学论断，思考怎么能够将他们往前推进或发展。
写论文的具体过程中，我也会注意，不用一些太过晦涩的游戏术语，因为很多审稿的编辑是不玩游戏的。我会尽量去突破壁垒和专业性的隔膜，让游戏变成哲学、文学、社会科学等不同学科间进行学术讨论、激活学术生产的一个契机，我觉得这就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