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家|今天的游戏：放逐精神的理想国还是微缩现实的修罗场？︱播客( 二 ) 新闻学|暴力|世界|理想国|精神

虽然有很多的文艺作品和社会报道，传达着“暴力游戏有可能会产生各种各样暴力行为”的观念，但是至少目前，社会学、脑神经科学、心理学都没有发现明确的证据，很大程度上都是人们的一厢情愿。暴力仅仅是游戏的一个要素，它是好玩的一个要素，就像我们在这个游戏里面也可以做各种各样的无法无天的事情，但是它是规则的一个成分，它并不一定会对这个孩子会起到什么直接的、太过破坏性的影响。
其次，今天的游戏越来越多元，暴力只是其中一个比较小的类型。我们当然应该去看到一些作品里对暴力过于浓重的渲染对孩子可能造成的影响，但拿暴力作为一个污名化的标签来打压游戏，上升到伦理的高度来批判游戏，这可能是一个不太恰当的一个视角，无论是从学理还是实证的角度都不太能成立。
澎湃新闻：也许随着技术的迭代， “人工智能觉醒”真的能够在不远的将来实现，您现在如何思考和想象游戏和现实之间的关系？
姜宇辉：美国学者Wesley Fryer曾提出，对待数字文化大概有这种几种人：数字原住民（digital natives）、数字移民（digital immigrants）数字难民（digital refugees），还有一种叫数字窥探者（digital voyeurs）。
在数字媒介环境里面成长起来的“10后”就是“原住民” ，我感觉我的孩子已经觉得他不需要在现实生活里交友，哪怕跟他的同班同学交流也大多发生在网上。我们“70后”就是窥探者，想进入到虚拟世界里，但又抱着一种怀疑的态度，在观察、反思、犹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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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未成年网民上网从事各类活动的比例。
还有一部分人就是彻底的“数字难民” ，彻底地拒斥网络，可能就是我爸妈那一代， “50后”、“60后” ，他们可能会觉得这代小孩子天天打游戏、看手机，很没出息。
所以有关人机关系的问题，要看我们到底讨论的是哪一个群体。这个电影的导演可能是一个“窥探者” ，他想去拥抱数字世界，但是也有一些质疑。
我不是数字原住民，所以我还是会有这种焦虑的情结，现在的孩子可能不理解我们这代人这种焦虑的情结，但这是一种真实的体验或者情感，我会把这种焦虑带到我对游戏的研究之中，对游戏经常会持一种比较尖锐的批判或者反思的态度，这可能是年轻的孩子所不能理解的，因为他们就是在一个新的环境里成长起来的原住民，不会有这么强烈的忧思和焦虑。
我觉得在未来，做哲学可能是一件非常时髦的事情，因为我们可以把自己的人生当成一场游戏，重新设计，重新规划，不喜欢的话还可以推倒重来。未来做哲学可能并不仅仅局限在论文里、书斋里、学院里，我们可以在不同的、更开放的平台里面去搞哲学，甚至玩哲学，把哲学跟游戏结合在一起。
我也想过和游戏设计师一起做一些哲学类的游戏，但是到底什么是哲学类的游戏，我们也不知道，还在探索阶段。其实今天有一类游戏叫做meta-game（元游戏），它不是让你沉浸在里面，而是让你去看到这个游戏是怎么做出来的，你在玩的时候能同时知道你被什么东西操控、你是怎么样去遵循规则，它让你对游戏有一种更深的反省意识。以前我们在玩的时候，我们“只是在玩” ，而且我们想不停地玩下去，但今天有很多游戏，设计师故意就想让你有一个缺口——它让你可以跳出去，想一想，我在玩的是什么，我到底在干什么，我要不要再玩下去……你不是单纯地“被玩” ，而同时也是一个玩家（player），游戏变得越来越尊重玩家，反思性或者介入性也越来越强，这说明游戏可以作为一个哲学性的媒介。
我们会爱上NPC吗？
澎湃新闻：凯文怎么看待与NPC的关系？
杨凯文：像CS、Dota这种比较高强度竞技的游戏，如果和真人玩，打得不好特别容易被骂，被骂“菜” ，还说一些脏字，我小学的时候就经过这些“洗礼” ，觉得心灵还挺受伤的。但我和那些自动添加的机器人打的时候，这些机器会给我发信号交流，然后报告情况，说哪里发现了敌人，可能还会给你发点装备，把他们自己发育（升级）剩下的钱用来帮助你，等等。
我觉得这些机器人对我来说像是一种更友善的存在，我当时就有一种幻想，如果他们是玩家的话，应该是那种素质特别优秀的玩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