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代|《鱿鱼游戏》：为了活下去的“失败者”们( 四 ) 游戏|自由主义|日本|作品|鱿鱼

这剧中，无论是富人还是穷人，能够获得的都是短期的享乐，而欲望的维度是缺席的。资本主义用可以快速满足的商品，湮灭了不可能获得的“物” ，也就是湮灭了人的欲望——拉康派精神分析认为欲望是建立在禁止和不可能性上的，欲望能让人产生变革的幻想，这让主体可以带着“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激情朝向不可能性行动。失去了不可能的维度，一切商品都了无生趣。
从黑格尔主义者科耶夫到福山都发表过的“历史终结论” ，在20世纪尾声苏联解体后大行其道。福山认为自由民主制度也许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8】，而科耶夫则认为在历史的终结处，人类作为“否定性”历史任务已经完成，已经不需要再有战争、革命与哲学，只需要“爱、艺术、游戏”【9】。
在“历史的终结”的论调中，没有什么比自己的享乐更加重要了，再也没有任何东西值得牺牲和献身。在大写历史的终结之后，资本主义的丛林法则作为超越性的法则支配着每个人，《鱿鱼游戏》里的三条基本游戏规则——“必须参加游戏、不能妨碍游戏的进行、半数参与者不想参加游戏的话游戏即可终止” ，便是超越性的“民主自由原则”很讽刺的体现，规则里的“游戏”都可直接换成“新自由主义丛林法则” 。
所以，问题并不只是“穷人如何翻身”——如剧中的高额奖金的游戏所暗示的那样，控制社会煽动着人去积极把握翻身的机会，宣称只要加入新自由主义的“游戏” ，人人都有翻身的机会，只是输了之后要自己负责后果——问题还是如果仅仅服从这些规则，争取在这个规则内杀死其他玩家独自存活，之后又会如何呢？吴一男的答案是胜出了只能陷入无所事事之中，靠残酷的游戏来消遣；曹尚佑的答案是会被煽动继续投机，再次掉落深渊；警察的哥哥（阅读拉康和尼采的青年，弟弟黄俊昊调查到他曾是某届游戏的胜利者，我们可以推测它是从玩家变成了管理者）成为新自由主义的祭司，维护着“游戏规则”的神圣性（所以他对“玷污这个世界”的作弊者深恶痛绝）；而成奇勋回答是的答案是什么呢？
为了活下去的“失败者”们
“生存系”作品的发展都是从主人翁单纯想活下来，再到因为伙伴的牺牲而悲痛愤怒，最后再到相互结盟推翻这个体系，最终寻找除了上述两种“胜利”之外的别的可能。在这过程中，那些在游戏中偶然结识的伙伴起着重要的作用。
成奇勋两次决定参加游戏都是为了亲人，第一次是女儿，第二次是母亲，在社会的意义上他是个不合格的父亲和儿子，他对她们充满着愧疚之心，社会（尤其是儒家文化圈）为家庭赋予了超越性的价值。但我们不能忘了让他在家庭责任上失败的事件，即以韩国真实事件为基础的被开除的工人的抗争事件，在那里他经历了同事/战友的死亡，在战友受伤时他选择了留在这位战友的身边，而没有选择回到待产妻子的身边。同样在结尾，正要乘坐出国的飞机去美国见女儿的他在地铁上看到了有人和他一样被邀请参加“游戏” ，他再次在命运的关节点上背对家庭和自己的利益，没有选择当一个成功的“好父亲” ，电影留在了他义愤地转头离开航班的一刻，我们姑且猜测他选择了抗争、站在失败者的一边。
凭借一种朴素的道德直觉，他总是对他所遇见的弱者非常执着：一起抗争的战友、游戏里遇见的老人、孤僻的少女扒手…… ，即使他们可能会拖累甚至背叛自己，但是他依然愿意相信他们。当姜晓对他说不相信游戏里的人的时候，他说， “人不是因为值得相信才相信的，是因为不相信，自己就无所依靠。 ”
这句话与控制社会的“游戏”的价值完全相悖，控制社会中会评估每个人的信用等级，如果这个人缺乏信用，就不会给予帮助，强者只和不给自己拖后腿的强者联手。这样的社会撕裂着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在这个规则内肯定是人人自危、无所依靠的，因为每个人都知道自己被帮助是因为对方从自己身上有利可图，但是强者不可能一直是强者，在无处不在的风险和诱惑中，他不知道哪一天也会突然变成弱者，这时候就变得无依无靠。剧中的曹尚佑就是这样，他知道遵守这个社会的规则，甚至清楚规则中最为龌龊的部分：当他从强者变成弱者（期货投资失败）的时候，就应该为自己负上责任，穿着体面的西装，孤零零地在浴缸里自杀。这一次自杀是给资本主义的最后的礼物，帮助资本主义清除了对它而言的“废物” 。这次自杀没有成功，也只是因为新自由主义给了他多一个机会，仅仅相当于多借他一笔钱去赌，这时候他对于这个社会来说已经是一个“活死人”的状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