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代|《鱿鱼游戏》：为了活下去的“失败者”们( 二 ) 游戏|自由主义|日本|作品|鱿鱼

《新世纪福音战士》里的碇真嗣
然而，根据宇野的观点，随着小泉纯一郎的新自由主义改革， 2000年代的想象力环境发生了变化，如果90年代日本文艺界的主调是“什么都不做”的话，那么00后的主调便是“什么都不做的话就会死” ，人们开始厌恶逃避现实的青年，认为他们应该为自己的困境负责。随着左翼的普遍衰落以及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这种意识形态不仅在东亚，而且在全世界都变得很常见。在丛林体系日益残酷的21世纪， “狠”成为了生存的法则。 “生存系”的作品在这种社会环境下应运而生，在这些作品里，只有在残酷的互相残杀中胜利的人才能存活。
【年代|《鱿鱼游戏》：为了活下去的“失败者”们】在日本的“生存系”作品中，直接描写贫富差距、工人运动等左翼传统题材的作品已经很少，很多作品初看起来和现实世界没什么关系，需要经过评论家的解读，才能看到它们和社会历史之间的关系。相比起日本，韩国近年的作品更加直接地描写了现实社会的残酷痛苦，这和韩国新自由主义近三十年来的迅猛发展以及人们对它的不满有关。当下韩国的左翼政党也非常支持此类“现实主义”题材的作品。 2020年2月20号，韩国总统文在寅在青瓦台宴请刚获得奥斯卡奖的《寄生虫》剧组成员，感谢导演奉俊昊对韩国电影做出的巨大贡献，并且表示他在努力解决《寄生虫》这部电影里展现出了很多社会问题。官方的大力扶持让韩国描写现实社会问题的作品有资本登上主流影视的舞台，让韩国编导在创作“生存系”的作品时可以更加直白地讨论它的社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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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在寅和《寄生虫》剧组
《鱿鱼游戏》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展开的。这部剧的主人翁成奇勋遭遇工厂裁员、工运被镇压，生活惨淡，沉迷赌博，负债累累，靠着年迈母亲的摆摊赚来的微薄收入过日子，但却对他人有着质朴的善意。这样的形象也许一开始会激活一些观众的“穷人原罪论” ，是“性格决定命运”——正是因为他不思进取，投机取巧、只想着眼前的日子而没有对未来的打算、还是个“圣母婊”（他的高材生发小曹尚佑也对他说了类似的话），才会沦落到这种地步。但真的是这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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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规训社会”到“享乐社会”
参加“生存游戏”的都是什么人呢？日本很多的“大逃杀系”作品中角色都是无差别地被卷入生存游戏中的【2】，但是《鱿鱼游戏》里进入游戏的人物是“自愿的” ，只要他们进行民主投票，如果有过半数的玩家同意，游戏可以终止。但是即使在第一个游戏后终止成功了，绝大部分的人还是又“自愿”回到了鱿鱼游戏里，因为比起现实生活中地狱般绝望的生活，这个杀人游戏里的奖金更能给他们希望，主办方对这个游戏的定性是“给那些无路可走的人有公平竞争的机会” 。这些人之中有被裁员又欠下一屁股赌债的成奇勋、因为炒期货欠下巨款的曹尚佑、逃至韩国后母亲被遣返因而和弟弟一起过着坎坷生活的姜晓、被黑心的韩国老板恶性欠薪的巴基斯坦籍劳工阿里等等。他们的潦倒不一定是因为他们犯的错，比如成奇勋所在的双龙汽车公司搞砸了，并不是员工的错，但员工却被要求承担这个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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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勋在双龙汽车公司的事件是受害者。那么他在之后沉迷赌博是自作自受吗？奇勋的发小尚佑从名校毕业，在证券公司上班，但把自己和母亲的钱都投进去玩期货，这又是一种自作自受吗？确实，没有人逼他们赌博，是他们自己选择的。这是《鱿鱼游戏》里的游戏和大部分同类作品不同的地方，主办方并没有强迫玩家参加游戏，而是煽动、诱惑他们参加，让他们自愿选择参加游戏，自己负上责任的。（有人可能会反驳说，参加游戏的人是走投无路，但没有证据说明尚佑是迫于无奈才去玩期货的，这一点在下一节说明。）这部剧准确地捕捉到了现代社会权力的特征，并不是逼迫，而是煽动、诱惑人自觉地承担风险。
关于这一点不妨参考福柯的研究【3】，在历史上可以区分出两种权力装置：第一种是前现代的君王权力，君主拥有将违反律法的人处死的绝对权力；第二种是在大革命之后的规训权力，它渗透在社会的毛细血管里，在学校、监狱等场所里用规训生产出温顺服从的主体。现代社会有超出两者的一种新的权力装置，德勒兹称之为“控制社会”的装置【4】，这种权力并不禁止人去做什么，反而煽动人去“自由”地冒险和投机，当投机失败的时候，社会机构就会将这批人排除在外，而个人就要承担起这个责任。《鱿鱼游戏》里那些走投无路的人只剩下他们的“赤裸生命” ，被迫签订下器官买卖合同，生命（甚至人格尊严）成为了最终的抵押。那个神秘组织仿佛就是一个被社会排除在外“废物回收器” ，只保留“废物”们的器官和他们能提供给观众的“乐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