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代|《鱿鱼游戏》：为了活下去的“失败者”们游戏|自由主义|日本|作品|鱿鱼

和传统“大逃杀系”不同的是，《鱿鱼游戏》设置了玩家知情后离开，却在体验了现实绝望后“自由选择”重新回到游戏这一情节——他们主动自愿进入这个宣称“人人平等”、“机会均等”的弱肉强食的丛林。可以说，这部剧准确地捕捉到了现代社会权力的特征，并不是逼迫，而是煽动、诱惑人自觉地承担风险。同时，几个游戏的幼稚、简单、运气成分高淡化了传统大逃杀系给人的“智斗/武斗”的印象，但却让“平等”本身显得更为荒诞，它完全是一种抽象的、纯粹概率意义上的平等，而且故意无视不同人之间体能、经验等方面的不平等。《鱿鱼游戏》的基本设置与总体规则无疑是对新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强烈反讽。
*本文一二部分涉及轻微剧情透露，第三四部分涉及关键剧情透露，推荐看完剧再阅读。
“大逃杀”的谱系与新自由主义丛林法则
近日网飞（Netflix）推出的《鱿鱼游戏》在全球范围内受到巨大的关注。这部剧集的基本框架——富人让人在游戏里相互厮杀——并不新鲜，近年的电影《要听神明的话》（2014）、《饥饿游戏》（2012）和上年同样由网飞播出的《弥留之国的爱丽丝》（2020），都证明了这类题材容易获得商业上的成功。于是，观众对这一类型影片经常有两种误解或偏见，一种是把它们当作纯粹的商业快餐爽片，类似于闯关综艺游戏和“吃鸡”（《绝地求生》（2017））等电子游戏，没有什么深度可言，不能企图从中找到什么意义；另一种认为这种题材的作品是对人性的挖掘，通过将人放到极端的环境中来试验平时被文明的面具所遮挡的人性“真实”的一面。本文希望可以通过《鱿》为例澄清这两种误解或偏见， “生存系”/“大逃杀系”也许关注的并不是真空的“人性” ，它和其他类型的文艺作品一样，有着反映作品所处的时代下人们的生存境况的功能，就《鱿鱼游戏》来说，除了反映社会的现状，还有改变社会的志向。当然，也有人认为这种剧即使加入了政治性的佐料，它也只不过是资本主义主宰的娱乐工业的一道景观罢了，人们无法从中得到政治教育。确实可能是这样，它们是否真的起到某种政治性的后果，还有待历史去检验。
“生存系”发源于日本，也被称作“大逃杀”系，是因为高见广春于1999年发表的小说《大逃杀》，这一类型在日本有着约二十年的历史。《大逃杀》小说讲述某高中的一个班级的学生在政府的要求下开始互相残杀，直到剩下最后一人，目的是“培养青少年们在逆境中排除各种困难，并由此获得坚韧不拔的生存能力” 。本作被深井欣二改编成电影（2000），该片上映后引起了道德上的恐慌，被多个国家列为禁片。日本文化研究学者宇野常宽认为，《大逃杀》“提前预告了新时代的氛围”【1】，开启了2000年代“生存系”作品的想象力。随后2000年代的一系列人气作品也采用了“互相厮杀直到最后”的设定，如《真实魔鬼游戏》（2001）、《Fate/stay night》（2004），还有一些作品虽然没有字面意义的“厮杀” ，但是直面了“如果不努力做任何事的话就生存不下去”这一价值观，如以考取东京大学为目标的《龙樱》（2003），描写在极其严酷的老师的主宰下生存的《女王的教室》（2005）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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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逃杀》里的老师
“生存系”的想象力有什么特别之处呢？为了理解这一点我们还要向前追溯，直到被日本评论家称为“政治的季节”的1960-70年代，这时日本学生响应世界左翼运动的潮流，充满热情地投入到革命运动中。但是日本联合赤军在1970年代走上了恐怖主义暴力行动的道路，最后以失败告终，日本民众逐渐丧失了对革命的“宏大叙事”的信心。越来越多的人不相信能够通过社会来自我实现，相反，他们认为所谓出于崇高理想的大义可能会变成对他人的伤害，所以出现了“不知道做什么是对的、不想伤害别人，所以什么都不做”的御宅族的想象力，其巅峰就是动画作家庵野秀明的《新世纪福音战士》（1995-1996）， 14岁的主角碇真嗣在故事的中后期因为误伤了同伴，拒绝再驾驶福音战士，封闭起自己的内心，真嗣的形象得到了同时代的年轻人的深刻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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