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董仲舒以公羊春秋对策得到汉武帝的赏识 ， 武帝不仅把其建议主张直接转化为国家政策 ， 更重要的是使得儒家经学的兴起 ， 在以董仲舒为首的经学大师们极力的传教春秋学说 ， “董仲舒 ， 广川人也 。 少治《春秋》 ， 孝景时为博士 。 下帷讲诵 ， 弟子传以久次相授业 ， 或莫见其面 。 ”“胡母生字子都 ， 齐人也 。 治《公羊春秋》 ， 为景帝博士 。 ……年老 ， 归教于齐 。 ……弟子遂之者 ， 兰陵褚大、东平赢公、广川段仲、温吕步舒 。 ”身为大儒的董仲舒和胡母生 ， 他们精研春秋 ， 在亲身传授的过程中扩大儒学的影响 ， 更加在深层次上影响了汉帝国的政治 。


文章图片
对于教化的重视
历来是儒家的一大主张 ， 在儒学没有受到政府提倡的时候 ， 已经出现了对儒家思想传播的任务 ， “文翁 ， 庐江舒人也 。 少好学 ， 通《春秋》 ， 以郡县吏察举 。 景帝末 ， 为蜀郡守 ， 仁爱好教化 。 ”文翁通春秋 ， 好教化 ， 在蜀郡推行的文化教育 ， 使得这个蜀郡学风大盛 ， 可以齐鲁之地相媲美“由是大化 ， 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 。 ”余英时先生指出：“由于中国的大传统并非寄生于有组织的宗教 ， 所以它的传播任务才落到了俗世人物的循吏的肩上 。 汉代大传统的传播者 ， 借用《周礼》的名词 ， 可称之为‘师儒’；循吏便是师儒的身份从事教化工作的 。 ”


文章图片
从余英时先生这句话中 ， 在汉代由于儒学在社会上兴起 ， 不仅作为政府规定的“官学” ， 同时在思想意识领域中 ， 儒家思想占据绝对的统治地位 ， 那么作为汉帝国的官员 ， 在汉武帝的历史时期 ， 基本上是接受了严格的儒学教育 ， 对于重视教化的儒家来说 ， 身份作为政府官员的儒生们势必会重视教化 ， 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 。 从文翁的史料中可以看出 ， 即使在政府没有做出规定的时候 ， 身为儒生的官吏们依然会推行儒学的思想 。 因此到了汉武帝时期 ， 随着儒学影的程度不断加深 ， 儒生们不但自己接受政府的指导思想 ， 而且不断地推广儒家思想 。


文章图片
经学的不断发展
对于人才的选拔也会随之发展 ， 对于选拔的人才毋庸置疑的是 ， 这些人一定是接受儒家思想熏陶的学子 ， 对于察举制的实行也一定有其身后极其重要的政治深意 ， 黄留珠先生指出：“武帝时改革仕进 ， 一方面更具有紧迫感 ， 旧臣退出历史舞台 ， 急需选用新人接续（武帝）具有强烈的进取精神 ， 更需要在仕进方面有所兴革 ， 以便选拔更多的人才 ， 为己所用 。 而察举作为和任子、纳貲等旧的仕途相对立的新兴仕途 ， 在客观上更符合武帝选取人才的需要 。 ”黄先生从政治需要角度论述了察举制的历史使命 ， 但随着儒生群体不断扩大 ， 他们成为社会上中坚力量 ， 承担着社会使命 。


文章图片
政府不得不去正视他们的存在
当汉政府以“贤良”、“文学”、“孝廉“的名义去招揽儒生时 ， 他们从精研经术的学者身份 ， 立刻转变成为汉帝国的官员 ， 汉廷的这一举措不但解决了帝国对人才的渴望 ， 同时更大的程度上 ， 使得这些饱读经术的学者们效命于政府 ， 因此大批的儒生开始名正言顺进入到政府 。 对此 ， 阎步克先生指出：“贤良、孝廉之所以殊异于此前的官吏举荐之法的 ， 一是设科名目上是‘进贤’意图 ， 二是举荐形式上的‘贡士’色彩 。


文章图片
这两个方面充分地适应于儒家的为政以德 ， 教民以德以及由恪守德义的君子贤人任官以‘轨德立化’的思想 ， 体现了一种在选官上‘以德取人’的原则 。 ”从闫先生这句话中 ， 笔者认为 ， 汉廷在选拔官员的标准上所采用都是儒家的思想 ， 这一点也说明了 ， 在汉武帝时期 ， 对儒家采取尊崇过程所选用的官员标准依然是儒家思想 ， 不仅是巩固帝国统治的需要 ， 同时更加进一步的加强思想的统一 ， 使广大的读书埋头经术之间 ， 效命于汉廷 。


文章图片
结语：
【儒家经学的兴起和政治上，人才选拔机制的完善